财富从思维开始。没有科学的思维，我们就不会科学地去获取财富，中国就会落后，人民就会贫穷。财富从思维开始，不仅一个国家如此，一个个人，一个企业同样如此。

　　当我们的思维陷入计划经济及疆化错误的经济学理论时，中国在很长时期里因此而贫穷落后。当邓小平等老一辈经济学家们提出科学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理论后，中国因此而开始繁荣昌盛。

　　每一个老百姓、每一个企业，当在理论（观念）上只知道等国家安排任务、发工资和拔救济款时，显然是不会去积极创造、生产财富的，因而变得很贫穷。当在理论（观念）上只知道生产思维、还不具备市场观念时，就会造成生产过剩，而使企业走向亏损。当整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理论热衷于鼓吹吸引外资投资时，各地政府、各企业在思维上要普遍树立起自主创新意识、扶持民族产业发展是不可能的，因而我们才有了二十一世纪初中国民族企业竞争力严重缺失之痛。

　　再如九十年代初，管理理论繁荣时，对中国企业管理水平的提高起到了极大的引导作用。当学术界关注成本管理理论时，中国深受影响，中国因而迅速为世界生产出大量低成本的产品，从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当学术理论界热议资本运作时，当学术理论界热议集团化及收购合并时，同样对中国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再以国外历史上的经济学家为例。当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先进学术思想提出来深刻影响英国后，英国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一强国。当然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中国的经济学术如果还停留在历史上亚当.斯密在1776年“国富论”的理论水平和阐释，就显得十足的落后了，中国将不可能富得了。再如，李斯特的学术思想影响普鲁士后，普鲁士从19世纪上叶开始就走向科研强国之路，很快国强民富，统一德意志，打败强敌法兰西。而李斯特“创造财富之力，比财富本身更重要”的学术思想在19世纪中叶更加深刻地影响到美国后，美国从1860开始一跃而成为科研最强劲的国家、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实力最强大的国家。

　　因此，笔者认为，经济学术对于一个民族的发展来说绝不是可有可无的，更不是无聊的方块文字。笔者已在《财富创造论》里指出，真正的中国经济学家是国民经济的导师。财富从思维开始，没有良好的思维，很难指望一国经济会有良好的发展。

　　本文的目的是要指出，现在中国经济学界的学术决定着中国未来的命运，期望中国主流经济学界认真对待自已的责任。

　　显然，中国在七十年代，体制疆化，严重束缚了生产，倡导改革开放的学术以及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学术，是完全适应当时解放生产力的需要，一旦进行改革开放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就为中国的经济注入了活力，中国经济因此取得发展。在八十年代，计划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束缚越来越突出、管理落后造成企业生产不计成本等，为适应中国当时特点，实行计划市场经济及管理现代化和成本管理等也就变得非常重要。在九十年代，计划市场经济也较大程度上束缚国民经济的发展，随着工厂生产能力的增强供过于求，因此提出市场经济的理论以及以市场为主导的经济也显得非常重要。中国三十年来的经济得益于对生产力的充分解放以及改革开放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吸收，而迅速发展。

　　但是现在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停留在原来理论基础上还能取得良好的发展。我们认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最主要决取于创造（也就是自主创新）。过去，中国非常落后、贫穷，因此采取改革开放及一系列措施后，使中国吸收了现代人类的先进生产技术、产品技术等，同时生产力得到解放，因而在30年时间里比过去生产出不计其数的现代化产品，因此中国在30年时间里产品财富种类、数量突然比1978年以前多若干倍，同时中国加入世界贸易，又可以生产出大量的产品销往世界各国，生产容量得以极大拓展，因而平均每年经济取得10%左右的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但是，现在中国的产品技术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已不太大，发达国家对先进技术的国际专利保护也越来越强，同时中国制造的现有相对低端产品在世界市场终会逐渐饱和及受到外国势力的遏制，因此，中国必须走自主创造（创新）之路。只有中国自主创造出大量世界先进的物质科技产品、精神文化产品时，才能以这些更高势能的财富产品满足国内人民的新需要和世界市场的需要，从而能大量地生产这些先进的物质科技产品和精神文化产品，使中国的GDP不断高速增长，超越日美。同时，需缺度决定产品价格，低技术的产品许多国家、许多企业都能生产，因此很难形成高需缺度，因此价格不可能高，利润也就不可能高，工人工资就不可能高，国民收入及生活水平也不可能高。而我们将来创新的世界最先进产品，不是任何其它国家、任何其它企业都容易立即创造出来，因而需缺度就会非常高，我们就可以获得很高的利润，全国经济就能取得更好地发展，我们就能更好地提高人民的收入与生活水平。

　　不仅经济如此，跳开纯经济的视野，看看我国所面对的严峻国际环境与统一面临的困境，关键还是在于自主创新能力严重落后，不能创造出世界最先进的科技，因科技相对落后而国力不济，因国力不济而强敌威胁。

　　我国由于学术思想的落后而导至政策、思维的落后，整个九十年代，R&D研发投入仅占GDP的0.6%，就是2005年末国家从政策上提出自主创新以来，至今GDP也只占GDP的1.49%，远不及美国和日本近3%的投入水平。虽然我国在政策上提出了自主创新，但是我国主流经济学术界并不去创新和倡导一种切实有力的经济学术创新理论来指导国家的自主创新大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在中国的自主创新革命中也未去做更深入的研究和促进。令人忧心如焚的是，2007年，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公报显示，中国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仅为3664亿元，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49%，其中基础研究经费180亿元；而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则高达137239亿元之巨，占GDP的55.65%。在中国形成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状况，固定资产投入远高于美国、日本和国际通常水平，而最关键的研发投入则远低于美国和日本。

　　如果我们在学术上能更科学地引导国民经济建设，将已严重过热的固定资产投资分出1万亿元到科研开发上，那么中国的科研开发费用占GDP的比例将达到4%，这雄厚的科研资金可以吸引全国和全世界大量的优秀人才到中国的自主创新大业中去，并且将提供源源不断雄厚的科研资金的支持。那么假以时日，中国必将研究创造出大量世界最先进的各类科技产品。那时，必将为中国新阶段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林毅夫先生所提的2030中国经济规模可能将达到美国的2.5倍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否则没有强大的科研实力，不能研究创造出世界最先进的科技，中国不可能是一个强国。即使GDP如清朝一样达到世界的28%，终将因为科技落后国力不济，而逃脱不了八国联军侵华、列强分裂中华和南京大屠杀的命运。

　　中国的学术界决定着中未来的命运，如果现在的中国经济学术界，特别是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家还停滞于原来的理论和过去生产经济学术的荣耀中，殆误了中国自主创新大业，将来是要负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