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中国对科学研究的投入有几条渠道。从政府投资层面来看，一是向科学教育机构拨付事业经费，一是设立科学研究基金。国家现在设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都曾引起学界的争议。相对而言，社会对自然科学基金的认可度较大，社会科学基金的合理性往往引起质疑。

　　毕：社科基金有几种情况，有国家层次，有省市层次，还有部委层次。国家出钱，让科研机构和大学完成某些国家需要的研究项目，这在世界上也是通行的做法，无可厚非。但在当下的中国，似乎已经出现了负面作用。目前中国高等校院的学术评价体系中，把争取各级政府设立的社科基金提到了不适当的高度，形成了唯基金马首是瞻的状况。在不少院校，教师的学术成果本身是否得到学术同行或社会的认可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学校争取到多少基金项目。每年到了相关基金申请的时候，学校不但要专门动员，而且申请活动本身也快成了一门专业。学校有人专门负责填表，有人专门跟踪项目评审进度，有的院校还要外请专家就如何获得项目进行指导。这样一来，基金项目的获得，不但压倒了教学，也压倒了科研本身。

　　梁：耐人寻味的是，有一些项目，资金投放的力度并不大，仍然让人趋之若鹜，因为它在评价体系占有独特地位。谁拿到项目，不管实际学问如何，好像都高人一等。拿不到基金，你的学术成果再多，同行口碑再好，也不管用。有的大学，已经把是否获得项目基金与教授是否有权招收博士生挂钩。基金项目在职称评定中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许多教师为了获得项目，以大量的精力揣测基金掌管者的意图，展开种种公关活动。拿到了基金以后，有人就成了“学术工头”。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他反而没有兴趣投入了。

　　毕：这种导向，对于学术生态的破坏很严重。本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需要不同的研究条件。从历史的经验看，有些学科，有些项目，需要集体合作，需要专门的设备和大笔的经费保障，不如此做不成。有的学科，历来适宜个人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个人著述。研究者只要衣食无忧，有时间保证，不需要来自政府或其他方面的资助，照样可以取得很好的学术成果。中国历史上，私学的成就历来高于官学。刚刚过去的20世纪，被大家公认为学术经典的著作，不论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绝大部分都是个人著述，而非集体合作。当时的学者完成这些著作，也不曾想到争取来自政府的经费支持。只有像殷墟发掘那样为数不多的学术活动，才需要官方出钱，集体完成。进入新的世纪，人文社会科学的一般规律，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但在实际的学术活动中，申请立项，争取经费，集体完成，却演化为主流。不申请立项，不取得经费支持的私人著述，反而得不到现行制度的应有尊重。

　　梁：国家的社会科学基金，不论哪一级，都是纳税人的钱。从道理上讲，应当鼓励研究人员少花或不花纳税人的钱，完成高水平研究成果。现在是鼓励多花纳税人的钱，谁能花谁光荣，花得越多越有成就，花不上反而没面子。这种激励机制未免荒唐。

　　毕：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基金演化成高校学术评估体系中分量最重的因素，很容易滋生学术腐败。谁在科学教育界掌握行政权力，谁就可能近水楼台先得月。负责与基金项目有关的行政工作人员，也取得了寻租空间。获得项目成了学术活动的最高目的，最终的成果是否真有创新和价值，是否与投入的财力相称，反倒没有多少人去关心，没有渠道去问责。这样下去，十年之后，回头来看社科基金资助的研究成果，还有多少能够站得住脚？

　　梁：有的项目，用不着等多少年后，其实已经成了垃圾。前几年，就有人公开批评某些已经获得国家社科基金的文史项目，完全是拼凑的产物。再往前说，“文革”期间虽然没有社会科学基金，官方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炮制了多少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文字，现在还有一本书站得住脚吗？相反，钱钟书一个人悄悄地写作的《管锥编》，倒传下来了。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以什么方式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哪些层面要慎用权力，国家应当有一种自省，切莫以为权力的指挥棒是万能的。

　　毕：国家层面的社会科学基金应当慢慢退出高校的学术评价体系，此类评价应当回到独立研究、同行评议、事后奖励和社会认同的常态。就是基金资助的方向，也应当有所调整。在人文领域，我赞成向具有文化积累意义的项目倾斜。那些与当下宣传联系得过于紧密的项目，还是少一点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