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市委、市政府及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作出反应，在相当程度上减轻了这场暴雨对申城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影响。然而，哪怕只凭早报评论员昨晨上街所察及上班时所见，暴雨对进水家庭的损害及所造成的局部交通阻塞，也是不能忽视的。倘若市政给排水及交通部门的应急反应更快捷、应对举措更扎实果断有力一点，暴雨对市民生活和日常生产造成的不便和损失当可进一步减小。

　　唯物主义者不回避矛盾，申城各界如何看待本次“天灾”所造成的局部损害是个问题。昨天傍晚，早报评论员连线国内著名河口海岸地质减灾学者、华东师大教授罗祖德先生，就本次暴雨灾害的偶然性与必然性、上海治内涝的现状及今后的施力方向等诸多各界关注的话题，向罗老先生作了请教与探讨。

　　依据公开资料，早报评论员首先谈及，相对于国内濒海临江的其他大城市，每当暴雨、台风袭来时，上海中心城区局部内涝虽时有出现，但受灾程度毕竟相对较小。而且，仅就最近一轮治内涝（2006至2008年期间）而言，市、区两级政府十数亿元的财政投入有目共睹，治涝效果也十分明显，譬如2006和2007两个年度已重新铺设管网的上百条老城区马路，这一次基本杜绝了沿街居民家中进水的损灾。罗老先生是老上海，他不光认同上述事实，更以他的经历谈到，小时候，每逢暴雨过后，他和别家的孩子往往上街趟大水，觉得特好玩、穷白相。这些年，这类情形在中心城区已很难见到，这本身就从一个侧面印证着政府治理城区内涝的实效。凡碰到利益受损的事情，旁观者要讲将心比心。我们把上述对话写进此文，绝非坐着说话腰不累，对家中进水的居民家庭缺乏同情。而是旨在强调，申城局部地区的内涝，既属老城区的历史遗留问题，又因为新城区扩张过程中地下基础设施的建设、维护还跟不上城市的迅速扩容，可谓成因复杂。同时还要看到，市、区两级政府治内涝的决心、举措和效果，把内涝的区域和程度控制于最小，除了继续加大治理力度还需要时间，得分轻重缓急，讲梯次推进。

　　请教与探讨中，罗老先生特别强调，内涝是全球濒海临江大城市的一个通病，上海作为典型的濒海临江城市，建立在长江河口泥沙的冲积平原上，以当年修建人民广场地下工程为例，基桩要打到400多米深才触及岩层。这说明覆盖在申城大地上的是厚厚的泥沙沉积层，其特点是土质松软、含水量极高。百余年间，申城建筑愈建愈高，工业用地下水愈抽愈甚，导致百年来申城地表沉降量平均超过2.7米……话到此，罗老先生特意举例：南京路有名的国际饭店建于1934年，当年的地上一层今天已“沦陷”为地下一层，可见申城中心城区的地面沉降之烈。众所周知，凡地面沉降，地下管网所受损害最为直接，地面沉降对给排水管道的破坏更首当其冲。同样人所共知，地面沉降是个历史过程，板子不能单独打在某一届政府身上，但问题一路发展积累，于今天的政府而言，若仅着眼于为治内涝而治内涝，难免会掉入治标不治本的泥淖而难以自拔。

　　由是，罗老先生特意嘱咐我们向有关部门建言，申城治内涝，一定要与城市防水患作通盘考量，而且还要与科学发展相结合，控制建筑高度和密度，实现上海经济结构由“重”向“轻”和“高”的转型。惟如是，申城的给排水系统才能避免“边建边毁”，使宝贵的治涝资金发挥事半功倍之效。

　　此外，罗老先生还委托早报向有关部门捎个口信：许多时候，尽管天灾的破坏等级很高，但最好慎言“百年一遇”之类的说辞，哪怕的确属“百年一遇”也还是少说甚至不说为好，把精力更多用于检讨我们的防范不足，尽量把漏洞堵在平时，即便天灾来临造成的损失很大，反倒更易获取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的谅解。如是，当政府为治内涝需要动迁、占地、临时封马路等等时，会更易得到市民的理解和各界的支持与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