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畅销书作家丹·布朗的《达·芬奇密码》曾经风靡一时，其实作者的另一部小说《天使与魔鬼》同样惊心动魄。书中说到，有一名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在实验室里成功制造出一种从未有过的东西——反物质，一旦它与物质相遇，就会产生巨大能量，足以摧毁一座城市。然而这些反物质不翼而飞了，这就有了跌宕起伏的故事。当然，吸引读者的仅仅是扣人心弦的情节，谁也不会把那子虚乌有的反物质当真。

然而，随着欧洲强子对撞机（LHC）9月10日的开始运行，就有两位美国公民就此事向美国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在安全性得到证实之前，暂缓启动对撞计划。他们声称，LHC可能产生危险的粒子或者微型黑洞，从而毁灭整个地球。

多年来，物理学家可谓巴心巴肝地希望建造这样的粒子加速器，比如美国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温伯格当年就极力主张要在美国建造超导超级对撞机，计划预算大约为80亿美元，远远超过当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20亿美元）和人类基因组工程计划（30亿美元）。这样的计划遭到国会议员的强烈反对。因为国会议员要代表选民的利益，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凭什么要我们纳税满足科学家们对宇宙之谜的强烈好奇心理？毕竟普通百姓对于“仰望星空”大多仅止于抒发情怀，而非刨根究底。

然而，建在瑞士的强子对撞机的启动，就不仅是钱的问题，而且事关地球人的安全。对此，控辩双方各有说辞。比如，在科学家看来，比LHC高得多的能量碰撞，在自然界频繁发生，宇宙射线粒子能以接近光速穿过银河系周围，但世界并未毁灭。可见这种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严格说来，这是一个艰深的专业问题，也许只能留待专业人士加以解决。然而，这场官司却引出了某些更为日常的话题:首先，非科学界人士是否有资格或权利对严肃的科学话题说三道四？其次，如何评估科学所引起的风险？

毋庸讳言，科学知识与日常知识存在着巨大差异。据说弗洛伊德曾如此对爱因斯坦说:没人敢对你的相对论说三道四,但人人都敢对我的理论品头论足，因为他们都以为精神分析并无高深之处。这在某种意义上道出了部分事实，尤其如现代物理学等理论，非一般人士能够问津。然而，现代社会恰恰强调民主及其权利平等，更何况科学已不再是象牙塔里的学问，既然可以爆出如克隆羊这样的新闻，那么什么时候再爆出个克隆人恐怕也不算荒诞，更不用说如转基因食品、核能利用这样的事情早已成为公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则，与传统社会不同，现代科学耗费巨大，只能由政府（即纳税人）或基金会供养，科学研究上的“个体户”基本上不存在了。既然如此，公众自然有权利质疑并且评判科学。

然而，如果公众可以随意评判科学，那么，科学最为尊奉的“客观性”将如何得到保证？事实上，在美国颇为流行的所谓智能设计论者，主要就凭着对传统基督教的虔诚，对达尔文理论进行了非科学意义上的质疑。这些批评者大多未受过严格的生物学训练，其批评意见并不具有科学价值，反倒混淆公众视听。当然，在一个民主社会，即使这样的反对声音，也必须有表达渠道，不过具有良好声誉的科学杂志是不会发表这类“科研成果”的，也就是说，科学界有自己的“行规”。那么，公众质疑评判科学的权利如何落到实处？也许光靠议会政治还不够，还得让公众对科学知识有起码的了解，这就难怪西方科学家不少还都是写作高手，如大名鼎鼎的霍金教授，同时也是科普畅销书作家。

至于说到科学研究引起的风险，归根到底，无非是一项探索和冒险事业。想当初，当人类祖先走出非洲森林或者首次学会取火时，都曾面对巨大风险，风险无处不在，就此而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为科学所冒之险进行辩护。比如，为了实现飞天的梦想，有人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当年富兰克林亲自把天上的雷引到地面，证实闪电原来就是“电”，后来有人再加效仿，却不幸触电身亡。这样的例子在科学史上比比皆是。这也同时说明，没有前人的冒险，我们今天不可能过上如此便捷的生活。

的确，现代科学所需承受的风险远甚昔日。前人的冒险只关乎个人生命安全，而如今科学研究带来的风险，也许要由更多的人甚至整个地球来承担。面对如此沉重的代价，即便只是在可能或假设的意义上存在，但公众是否有权利对它说“不”呢？

存在或毁灭，看来永远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