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开的资料看，作为政法大学商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杨帆不过是照章办事，把针对另一位教授金仁淑的举报信上报学校，学校学风建设委员会再对此进行调查处理。那么，为何这照章办事，却成为“两人之间的矛盾和问题”？学校为何会认为这种矛盾和问题的社会化会影响学校的声誉？并以此为据，对两人各打五十大板呢？

　　这就不得不分析当下大学的丑闻观了。

　　在今天的大学，针对学术造假、学术抄袭，虽然在政策文件中、会议座谈上，个个喊打，但事实上，对学术造假、学术抄袭基本的认定规则是，没有人举报，便不会去调查；调查出造假和抄袭，只要不对外公开，内部处理，也谈不上丑闻。为此，学校内部的流行做法，一是做好工作，减少举报，教育引导学者们少树敌，处理好内部关系，不要被同事、知情人士在背后“捅软刀子”；二是网开一面，从轻处理，尽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没必要追查到底，既破坏学术团队，又弄得人人自危，所谓维护校园稳定；三是内部警示、外部防范，避免新闻媒体报道，传播开来，破坏上级领导心目中的学校形象，也在各类评奖以及排行榜中丢分。

　　对应以上做法，杨帆的“问题”是明显的，首先，不对举报进行淡化处理（有人甚至怀疑是其本人在举报），“制造”同事矛盾；其次，对学校的处理方式、学风建设委员会的调查以及从轻处理不满，不符合惯例；更重要的是，不论如何，丑闻传到了校外。而对于金仁淑来说，除了被调查确认存在学术不规范问题，还有的问题，则是没有搞好与同事的关系，弄出这等尴尬的局面来。所以，情理之中的，两人都有问题；自然而然的，学校也把一起正常的学术不端事件处理，转化为同事矛盾——要是他们没有矛盾，天下不就太平了！以至于是否抄袭、造假，就成了一个次要问题了。

　　大学这样的丑闻观，其实是真正的丑闻，是对一所大学声誉最严重的伤害。世界一流大学也不时有惟利是图之人，学术违规，博取名利，但是，这些学校十分警惕“次生丑闻”，高度防范“次生丑闻”对学术肌体的进一步伤害，因为这是比单起学术造假事件更严重的丑闻，涉及学术的全局和环境。所谓“次生丑闻”，即纵容学术不端，从轻发落，或者打击举报者，这会让学术规范进一步失范，让学校的制度失去权威，会有更多的学者被“激励”去学术违规。通常而言，在健康的学术肌体中，大学与研究机构，会以“零容忍”的态度对待学术抄袭、造假，一旦确认造假行为，不管涉及什么人，对学校有多大“伤害”，不但会向社会通报，开除当事学者，还会记录进征信系统，伴其终身，其他大学与学术机构，很难再聘任其担任工作，情况严重者，还会进入司法程序，受到法律惩处。

　　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表示重视学术规范建设，也成立了学风建设委员会以及相关的学术规范机构，但是，在各种利益交织中形成的对丑闻的基本态度，决定了学术规范形同虚设，制度、规范、机构成为摆设，以至“次生丑闻”成为关注点。这是国内高校学术丑闻不断的根本原因。

　　何时国内高校能有效防范“次生丑闻”的发生，才可能认真谈学术、教育问题，谈出高水平成果，办世界一流大学的问题。而要防范打击举报、纵容丑闻的“次生丑闻”一再发生，笔者认为，除了赋予有关委员会独立调查的权力、公开透明处理学术不端事件外，还需要建立对学校决策者的问责机制，即对于这类丑闻的发生，要追究相关学校领导处理学术规范问题失范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