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返乡潮，使今年的春运比往年有所提前。如何顺利获得一张火车票回家过年，依然是令每一个回乡人揪心的话题。

按照发改委的统计，2009年春运期间，全国旅客发送量将达到23.2亿人次，比上年增长3.5%，其中铁路1.88亿人次，增长8%。人流逐年增加，但修铁路的速度实在太慢了: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铁路的总里程只是由5.17万公里增加到7.8万公里，换算下来，平均每天修铁路2.5公里，可能比一个退休老大爷每天遛弯的距离都短。

铁道部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很难解决一票难求的问题，不过比以前进步的是，铁道部认为2012年可以解决。的确，运力紧张是事实，春运难也是事实——20多亿人次，相当于地球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在短短40天内完成大迁徙，这在任何国家都绝非易事。但我们不能把一切问题都归咎于运力紧张，毕竟，我们也无法否认另一个事实:无论火车票如何难以搞到，但最终想回家的人大多还是回家了。这说明，就现有的运输能力而论，尽管相当紧张，也还是能够基本满足春运需要的，“一票难求”的根源看来并不在此。

从春运人流的分析看，最主要的无非民工流、探亲流和学生流，在这三大流中，学生买票可以通过学校统一办理，探亲的，很多也可以通过这关系那门道搞到票，而唯一的弱势群体就是农民工了。春运所指的一票难求，最主要指农民工，我们评价春运是否成功的标准，也主要看农民工是否可以顺利回家。

正如前述，一票难求的根源并不在于总量不足，而在于分配程序的不透明和不公正。铁路部门从来不敢公开有多少票分配给了旅游公司，多少票给了机关部委，多少票通过不明渠道进入了黄牛的手里，而最终进入流通领域可以排队买到的票，估计比例低得可怜，这是广大农民工一票难求的很大原因所在。

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有短缺，就会有权力寻租，因此，分配合理的关键在于程序的公正和透明。铁道部不敢实行实名制的真正原因不在于技术问题，而在部门利益，这是不争的事实。一个简单的例子是，和我们人口有一拼的印度，实行火车票实名制100多年，好处显而易见:印度从来没有票贩子这个职业，也没有人为票而排队，这是程序正义的最大优势。

如果有关部门拒绝实行实名制，现实的考虑是应该有可替代的、能帮助农民工便捷顺利地买到火车票的程序。春运往返两趟，给人造成的焦虑感是双倍的，而一旦买票的过程艰难，焦虑无疑会被强化和放大。好在有关部门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各地也都出台了或正在酝酿方便农民工购票的办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效果如何，还是一个疑问。

其实，即使在铁路垄断体制难以改变、铁路运力不足的情况下，如果相关部门有足够诚意和人文情怀，农民工买票难仍然有很大的解决空间。春运难度大，仅靠一个部门或者几个部门的智慧是不够的，让民众共同参与，一起解决，总比铁路部门自己关起门来想办法要好。比如，是否可以参照学生票的订购办法，让用工单位的工会负责直接向铁路部门订票？总之，只要有真正解决问题的意愿，办法总是有的，关键是有没有真正的动力去发动民智。

的确，让每一个人、特别是农民工以一种更轻松愉快的方式回到自己的家乡，体现的是一个社会的进步和整体管理素养。春运在当下是灼伤的痛，折射出中国社会城乡二元体制和转型期的很多特点。春节本来是中国人传统的、无可替代的幸福，但买票的过程实在会让很多人的幸福感大打折扣。(作者为中国社科院政府政策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