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的高山雪镇达沃斯，仍是我们时代最时髦的现场，尽管公众对达沃斯论坛的信任度已降至历史最低，但“致力于改善全球状况”的人士，并不缺乏时髦的话题。

自1971年以来全球最时髦的非官方聚会，遭遇“世界经济陷入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的时刻，这是经济全球化以来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普遍危机。锦上添花是赶时髦，雪中送炭却是对时髦的无情考验。

经济全球化方兴未艾以来，中国多少是“达沃斯人”的时髦，仅仅在5年前，达沃斯讨论“通向繁荣之路”，所有的话题却转向人民币汇率是否会浮动，13亿市场蕴含的机会，世界工厂，中国什么时候超越美国……，乐观看得出来固执地浮在水面。就如《华尔街日报》稍后华丽的感慨:“她就像狄更斯时代的英国……与1960年的日本。”而在更早的时候，高盛集团总裁约翰·桑顿甚至不无蛊惑地宣称:“我们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热情是一种传染病式的时髦，在这时髦背后的当时，“中国世纪”就与“中国威胁”同步上升，对中国完全的市场经济地位的指责，对“中国制造”的抵制，直至贴上标签的“反倾销”。今年的达沃斯，对中国热未免有情，但蛊惑性的赞美并非完全廉价，代之的是对中国拯救世界经济的“白骑士”般的期待，或者期望不成“因爱生恨”，而无端指责中国是世界经济危机“罪魁祸首”。譬如，美国卸任财长保尔森还未卸任时说，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高储蓄率造成全球经济失衡，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又譬如美国现任财长盖特纳还在候任时指责，中国正在“操纵”人民币汇率。

达沃斯从中国热走到中国药方，实在难免。当时髦的大树长到只见自身不见森林之时，给予因疼痛才拥有的信心与勇气，未尝不是对怨天尤人最好的药方。达沃斯自然不是中医的叙事之地，但挣开“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局限，从世界经济的全局来构建全球金融危机的伤寒杂病论，亦未尝不是最好的刺激。

15年后，中国总理重返达沃斯，67岁的现任中国总理温家宝说:“有关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不当、长期低储蓄高消费的发展模式难以为继；金融机构片面追逐利润而过度扩张；金融及评级机构缺乏自律，导致风险信息和资产定价失真；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创新不匹配，金融衍生品风险不断积聚和扩散。‘吃一堑，长一智’，我们必须从中认真吸取教训，正确处理储蓄与消费的关系，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的关系，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从根本上找到化解危机之策。”肇始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这次全球经济危机，其得失之明首先必有是非之清，是非清楚才有准确的衡量与正确的出路。

中国经济的稳定，在“金融危机的走势还不明朗”时，就是世界经济的一颗“定心丸”，“我们有责任向世界传递信心、勇气和希望”，亦因此，中国政府的钱还是要花到提振内需、扩大内需市场上来，对13亿人负责任，也就是对世界经济负责。被西方媒体称作“中国药方”的温家宝在达沃斯论坛上的特别致辞，是不是所有的“达沃斯人”都能品出药的味道来，也还难说，但至少这是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种角度。

从时髦中清醒，总是要大众付出代价，人们不妨听听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时所说:“一部分人的贪婪和不负责任，以及我们在抉择和准备民族新纪元时的集体失误，致使国家经济身陷囹圄”。如果世界经济付出的代价已经足够，就应该能从达沃斯的“中国药方”中读出清醒来，而生活在中国的我们，要实实在在为中国经济的“保八”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