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铭暄近日建议:中央在国庆60年之际实行特赦。我国赦免制度由宪法规定，决定权限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由国家主席签署特赦令。高铭暄认为，“特赦也并非年年要做，今年是比较合适的时机，以往也都是在国庆阶段。让宪法有些制度不至于空悬在那里，这也是人大常委会的职权之一。”（2月17日《羊城晚报》）

众所周知，三十年前，我们还是“政策治国”，一声令下，即可实行特赦，并不一定要经过严格的论证和司法程序。如今，依法治国已经深入人心，“特赦”不仅要有法律渊源，更要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和司法程序。然而，对于“特赦”，宪法虽然有此一说，但这只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至今并没有相应的立法。“特赦”作为法言法语的具体内容是什么？特赦制度的类型有哪些？特赦制度的范围和效力又是怎样的？特赦由什么部门主管，又应该怎么执行，特赦出现问题后如何救济？在这些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为了一个国庆节而仓促“特赦”，显然不是什么好主意，搞不好还会出状况，甚至沦为腐败的温床。

特赦不是一件小事，不仅与罪犯及其家庭息息相关，更关系到司法公正与社会正义。要保证“特赦”的社会效益，就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机制。在中国古代史上，尽管赦宥制度一直未能定型，但却也有相应的程序和形式。比如在唐朝，赦宥就分三类，大赦、曲赦和德音。此外，从赦书的格式、公文运作、颁行仪式，赦令的下达、起请和贺赦表以及最后的庆典，都有一定的模式。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我看来，“特赦”要实行，前提条件是要将其制度化、程序化。国内学者常常援引韩国等国家的赦免案例，来论证我国实行特赦的必然性和可行性，但有一点必须明了，在这些赦免已经常态化的国家，皆是赦免制度相应健全的国家。比如韩国，总统李明博一上台，就进行了两次特赦，韩国之所以成为赦免较频繁国家，最主要的是它还有一部专门的赦免法。《韩国赦免法》颁布于1948年，不但规定了赦免的种类、适用对象，还详细规定了赦免的适用程序和方法等。固然，以特赦为核心的现代赦免制度代表了刑罚轻缓化的发展潮流，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之宪政精神的体现，但是，在特赦之前首先要做的，是重构我国的特赦制度，否则，欲速则不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