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缘际会，在日前上海周围艺术空间举办的《当下——第二回周围艺术周年展》现场，记者巧遇美国芝加哥艺术学院学者蒋奇谷，有机会作了如下的专访。作为5月26日起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当代艺术·国际论坛”(简称“中际论坛”)的发起人与主持者之一，蒋奇谷表示，中国当代艺术是在西方影响下、按西方的系统发展起来的，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当代艺术的文化身份必然会受到质疑。论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蒋奇谷的“麦当劳”论
据他介绍，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什么是中国当代艺术?”，副标题是“它的定义，特征，与西方当代艺术的关系，及与中国传统艺术的关系”。他说，在国外教书的他，这几年看到的与中国当代艺术有关的报道，大部分是关于拍卖天价的，专业艺术媒体也有更深入的报道，但大多是描述性的。据他所知，西方学界并不了解中国当代艺术，因此才参与发起这个论坛。他还说，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唯一还没有获得成功的领域，就是西方的学术理论界，因为代表西方学术理论界的重要学者对中国当代艺术还没有作过阐述和论证。
他认为，这次论坛触及了上述的主题，尤其是许多中国学者、批评家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如栗宪庭的“春卷论”，把中国当代艺术看作西方艺术大餐中的一道中国点心;姜节弘的“继续革命论”，指出中国当代艺术与“文化大革命”的渊源等。而他本人，则提出了“麦当劳”论。为此他还在麦当劳餐厅做过调查，发现麦当劳的快餐都是中国人用中国材料做的，只是使用了麦当劳的配方，那么，“麦当劳”是不是中国的烹调?他认为对中国当代艺术也可以这样提问。他指出：“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定义不是由‘谁’创作而决定的，也不是在‘某一地点’(如在中国)更不是用‘某种材料’制作所决定的。”由于制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用的是西方的“烹调方法”，所以，那些作品从本质上说是西方的当代艺术，或者从文化身份角度说，是由中国艺术家在中国创作的西方当代艺术。
西方学术界高度关注
这次论坛他认为引起了西方学术界的高度关注，他说，来参加论坛的西方学者共12位，5位来自美国，其他来自欧洲，其中有两个类型：一部分是精通中国文化汉语流利的中国艺术研究专家，另一部分是西方艺术史专家，包括4位重要的专家：一、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在后现代理论刚出现的70年代就提出“艺术史的终结”，指出作为宏大叙事的艺术史已不复存在;二、豪·福斯特(Harold F. Foster)，后现代理论创建者，著名的《10月》杂志的编辑，提出并推动“后现代理论”;三、泰瑞·史密斯(Terence E. Smith)，解构主义的倡导者;四、詹姆斯·艾金斯(Janmes P. Elkins)，我在芝加哥艺术学院的同事，图像学的重要人物，对中国的艺术有独到的研究，著有《西方艺术史中的中国山水画》(1993年年在中国美院已出版过中译本)。
他认为，西方重要学者与中国重要学者在一起开论坛，把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那就是成果。他还指出，西方学者对论坛的主题有兴趣，但关注点不同，如詹姆斯也是论坛发起人之一，但他考虑的却是中国当代艺术对西方艺术史的挑战，该如何续写西方艺术史，也就是在中国等非西方的当代艺术出现后，如何将其纳入西方的当代艺术史的范畴。
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
他还指出，论坛暴露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一方面要走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对西方理论有依赖性。如按史密斯的观点，中国当代艺术中相当多的重要作品还是架上绘画，从材料、媒介上看并不是真正的当代艺术。蒋奇谷认为，架上绘画在当时还能起很大作用，反映了中国的现代化程度与西方不一样。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历了跨越式的发展，出现各种文化并存的现象。史密斯所说的中国当代艺术不纯的现象，其实是当前中国存在的多种文化并存的现象。当代艺术在中国虽然“热”，却并非主导的文化。
他还指出，中国当代艺术的困境在于：没有中国当代思想为其基础，这是与西方当代艺术的根本区别，也是中国特有的难题。西方当代艺术，有西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全球化理论等当代思想为基础，而中国虽然面临数千年未遇之变局，却没有建立起中国的当代思想。因此，中国当代艺术的话语权不在中国人手里，无论是在美术馆里，还是在画廊、博览会或者拍卖行里，都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