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晚景的悲凉，更集中体现在他1995年的元旦抒怀：《求仁得仁，又何怨！》，这是一篇欲说还休、鲜有人懂的怪文，倘若不是署了季羡林的大名，恐怕在任何报刊都难以发出。文章怪在何处？请看劈头这两句：“是不是自己的神经出了点毛病？最近几年以来，心里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

“总想成为一个悲剧性人物”，这句话由德隆望重、誉满天下的季羡林口中说出，还不够惊世骇俗吗！为了什么？难道仅仅是为了家务纠纷？！季羡林这句话，是由英国作家哈代的长篇小说《还乡》引起的，具体说，是由书中某位母亲的一句话引起的：“我是一个被儿子遗弃了的老婆子！”季羡林觉得这位母亲的处境又可怜，又可羡。怜，容易理解；羡，则从何说起呢？文中，季羡林以过来人的身份说法：“人生走到这个地步，也并不容易。在人生的道路上，每一个人都是孤独的旅客。与其舒舒服服、懵懵懂懂活一辈子，倒不如品尝一点不平常的滋味，似苦而实甜。”

季羡林回顾，他读《还乡》，是在清华求学的时候，当日，母亲去世不久。母亲去世前，有八年，他没有还家。八年啊，八年！这期间，他读完初中，上高中，停学一年，再读，娶妻，高中毕业，上大学，寒暑假回济南，生女，……如此漫长的过程，如此曲折精彩的变化，竟然没有抽出一些日子，回家看看。难怪他母亲生前对人抱怨：“早知道送出去回不来，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放他走的！”对此，季羡林不能原谅自己。他说：“在我灵魂深处，我对母亲之死抱终天之恨，没有任何仙丹妙药能使它消泯。今生今世，我必须背着这个十字架，我决不会再有什么任何形式的幸福生活。我不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又是什么呢？”

是的，这事的确不能原谅。但这只能说明他有一个不幸的早年，不能形成影响终生的悲剧。季羡林对此也予以否认，他接着说：“然而我最近梦寐以求的悲剧性，又决非如此简单，我心目中的悲剧，决不是人世中的小恩小怨，小仇小恨。这些能够激起人们的同情与怜恤、慨叹与忧思的悲剧，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悲剧。我期望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悲剧呢？我好像一时也说不清楚。我大概期望的是类似能'净化'(hashasois)人们灵魂的古希腊悲剧。相隔上万里，相距数千年，得到它又谈何容易啊！”

季羡林呢，他是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吗？否。他不是那种把头颅掖在腰带里的革命者，从他选择梵文那天起，他就把自身定位在清灯残卷。他身上有“俄狄浦斯情结”吗？有的，“俄狄浦斯情结”就是“恋母情结”，这一点，季羡林是愈到老年，体现得愈强烈。但他的“恋母”，带有纯然的抽象，更多的是出于本能，毕竟他六岁就离开母亲，当时没有照片，加之年龄小，接触短，以至于母亲的面影，一片混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尤为伤心的是，不管季羡林如何回忆，他都想不起母亲的笑容。至于说与美狄亚，这位敢爱敢恨的复仇女性，两人更没有可比之处。总而言之，他成不了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