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不敢苟同所谓“高度说”的。立说不仅要有根据，而且要讲道理。对有数千年（3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学”做总体判断，无论如何不能如当下个别批评家“飚捧”某些作品那样率性。“高度说”的倡导者举出了几位作家的几部小说，列了四点理由，就打出“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旗子，当然不能服人。姑且不论这几部小说是否真达到了中国小说的“前所有未的高度”，单就中国文学文体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而言，这个“高度说”也是无立足处的。

　　那么，是否中国文学在当下跌进了“前所未有的低谷”呢？同样因为中国文学的历史丰富性，我也不敢附和。我认为，当下中国文学处于非常的低谷――不应有的低谷。我的看法，可从两个方面来说明：一方面，从外部条件来看，文学遭遇了来自电子媒介艺术（尤其是影视艺术和网络写作）的前所未有的冲击，文学在文化生活结构上被边缘化；另一方面，从内部状态来看，文学的自由创作精神和理想意识严重退落，这既表现为作家在创作上精品乏见、作品影响力衰微，也表现为批评家的批评意识低落和批评影响力衰微。我们可以从如下三方面看当下中国文学的非常低谷状态。

　　商业化对文学全面渗透，唯钱是图在文学创作中主流化。当下中国作家，同时享有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非常富裕的经济环境。但是，令人悲叹的是，坚持严肃写作、为社会民生写作的作家群体，严重萎缩，“为人民币服务”已经成为中国作家公开的“写作秘密”。当今的“中国作家”人数，无疑世界第一，然而，能如20世纪80年代那样真正履行作家社会职责的人数，实在为数不多。因此，我们看到，当今中国文学在作品数量上出现了前后未有的“繁荣”，但是这种“繁荣”包涵了太多的泡沫、甚至垃圾。因为商业浸蚀，文学创作的低俗化、恶俗化趋向，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突出表现。

　　在严肃文学作家中，在当下领导“潮流”的作家，沉迷于玩无聊、玩深沉、玩技巧的“孤岛写作”。对于这些“孤岛作家”，他们的写作似乎不是为广大的读者服务的，而是为某些批评家服务的。“孤岛写作”的根本问题是作家们割断与现实生活相连接的脐带，他们或者用咀嚼自我内心有限资源的办法进行写作，或者以玩家或技师的手法“处理”现实。因为缺少生活的资养，他们的写作缺少真实的内容而走不出极端自我复制的死穴。这种文学低谷现象，局外人看得很清楚，而在文学内部，却被一些“有话语权”的批评家标榜为“前所未有的高度”上的创作。

　　当下批评家群体高度职业化，同时也高度商业化和小集团化。这种批评的“新状态”，不仅导致“批评话语权”畸形地集中到少数“权威”批评家手中，而且导致批评独立性的整体丧失：通过小集团化的职业性活动，批评被整合在文学市场的生产－营销体制中，成为文学商品的促销机制。活跃于文学市场的批评家们持续不断地炮制着“高度作品”的文学经验，将中国文学现场打造成一片永远的群星璀璨。但是，与少数批评家高调“唱盛当下文学”相反，近年来的新闻调查一再证实了民众对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的强烈不满。对于这次的“高度论”，受调民众更是一边倒地嗤之以鼻。那些操控批评话语权的批评家们，在为文学市场繁荣推波助澜的同时，为什么没有同时建立起读者对当下中国文学的接受和认同渠道呢？批评如此失效，不也是当下中国文学低谷状态的一个基本表征吗？

　　在当下中国的主流作家群体中，有许多人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之际，写出了相当优秀而值得称赞的作品。当时充满启蒙理想的时代为作家们的自由创作提供了空间和动力。但是，在中国社会经济进一步的发展，中国文化日益国际化的21世纪初，中国作家群体的精神和人格极度萎缩，从“严肃写作的作家”变成了“玩严肃的作家”。王安忆的《小鲍庄》无疑是她真正的代表作，以后的《三恋》是“恋潮小说”的习作，90年代初的《叔叔的故事》预示着她的创作一个很好的转机，但是，《长恨歌》却把王安忆拖进了剪不断、理还乱的一位“沪上婌女”在陈旧的弄堂阁楼上的“一女二男”的旧愁新怨。《长恨歌》预示着王安忆的深刻危机，但是因为有国家级文学大奖撑腰，更因为有评奖权力的批评家们看好一个能够在21世纪“做旧上海”的作家王安忆，因此，她就自缚在弄堂深处的阁楼上专心当起“做旧上海”的职业作家。贾平凹和莫言，也曾写出了不错的乡土作品。前者的《腊月•正月》、《黒氏》和后者的《透明的红萝卜》等前期作品，今天读来，仍然是优美动人的。但是，他们的后期作品，代表如前者的《废都》、《秦腔》和后者的《檀香刑》、《生死疲劳》，以“大腕玩文学”的心态，将写作变成了渲泄和游戏怨毒、阴暗、畸趣和彻底的变态人格的玩意儿。他们不仅羞辱文学，也羞辱人性。然而，正是这样的写作，被大腕批评家们叫好，并且标榜为“前所未有高度”。

　　无疑，在当下中国作家群体中，并不是没有认真写作、关注底层生活的作家。以阎连科为代表，一批富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的作家仍然在写作。但是，他们的普遍问题在于，一方面，他们过于看重写作技巧和叙事方法，使其对生活的关注不深入、对人物把握不细致，作品中精神的倾注不能成为一种整体的力量；另一方面，他们的文化视野非常局限，对叙述的题材缺少历史透视力量和文化提升力量，在对现实人生的阴暗、丑恶的揭露批判中，不能同时展示人性的美好和理想的愿景。阎连科的《受活》是这种“认真的缺陷”之作的代表。这部小说被推举为当下写作的“有能力处理历史遗产并对当下现实进行批判”的代表，并作为“中国文学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标志之一，只能说明推举者已经丧失文学批评标准了。

　　但是，必须指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也产生了一些堪称精品的新作。就我有限的文学阅读，认为老作家宗璞的《东藏记》，就是世纪以来非常值得称赞、推举的一部优秀当代中国小说。我曾在自己撰写的一篇评论中这些写到：“当我读完宗璞的小说《东藏记》后，在难以言说的深沉醇厚的感动中，豁然意识到这两个元素在世界人生根本处的至深至纯的联系。在这部小说中，正是两者的深刻联系，即真实与美丽的百川归海式的融汇、扩展，以巨大的感动包围了我，使我的整个生命为浸透全书的一种深切优美的人爱至情所激发、提升。” 她作品中的醇厚的文化气质和深刻的仁爱精神，是当下中国文学所缺少而特别珍贵的品质。但是，善于发现“当下高度”的批评家们是不会认识到宗璞式的文学深度的。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了一位在国际上并不知名而数十年安静写作的德国女作家，赫塔•穆勒。瑞典皇家学院公布的颁奖理由是，“赫塔•穆勒的文章具有诗歌的精炼和散文的平实，描绘出了一幅底层社会的众生相。”她获奖的理由是因为她的创作与历代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一样，体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普遍问题的深刻关注和对弱势群体的真诚同情，准确讲，她代表了当今世界的良知和理想。我们的作家和批评家，是否应当从赫塔•穆勒的获奖中获得一点有益的启示呢？

　　明明中国文学在当下处于非常的低谷状态，为什么还有批评家出来主张“高度论”呢？这个“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是我们的批评家在他所谓的“中国的立场”上看出的。这就是说，“中国的立场”赋予我们从脚往下看的权力，所以“中国文学前所未有的高度”就是这位批评家从他的脚往下看到的“高度”。

来源：《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