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遗产保护与回归国际会议”近期在开罗召开，包括中国、希腊、韩国、美国、意大利、印度、智利等在内的22个国家应邀与会。会上不仅列出各国亟待追索的文物清单(部分国家文物清单在会后一个月内提交)，同时也就文物追索经验与手段进行了广泛交流。会议开幕当天，一尊125年前被偷运出境、并于去年重归故土的法老石棺在开罗博物馆展出，这无疑标志着国际文物追索的又一重大胜利。为此，法国媒体以大量篇幅对当今国际文物追索形势和大型博物馆的对策予以全景分析。

国际文物 追索渐成趋势

首先，法律环境日趋成熟。自1970年联合国《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签署后(迄今120个签约国)，特别是近15年来，各国文物追索案件数量猛增，专门从事此类案件的律师事务所也随之明显增多，追索成功的个案比例有所上升。

其次，追索手段更为多样。除了诉诸法律，文物原属国更多通过拒绝出借展品、禁止在境内进行考古开掘以及利用媒体唤起民意支持等方式，向文物“保护国”施加压力。希腊就曾因英国不肯归还帕特农神庙檐壁而迁怒法国，拒绝向卢浮宫出借文物；埃及也在2009年因追索5块盗自国王谷、现藏于卢浮宫的壁画碎片受阻而与法国交恶，最终令法国开掘胡夫金字塔密室的计划胎死腹中；韩国为索回法国1866年掠走的朝鲜王室档案，于2007年在《世界报》最后一版刊登大幅广告称：“由于无法索回作为重要文化遗产的朝鲜王室档案，韩国人民夜不能寐！”在当时引起了强烈反响。

最后，文物原属国横向联合渐趋紧密。埃及近年来已索回各类流失文物5000余件，有着“埃及的印第安纳·琼斯”之称的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主席哈瓦斯功不可没。在他的主持下，首届“文化遗产保护与回归国际会议”顺利举行，旨在希望与会国在文物追索斗争中再次实现“南南合作”。

造成上述形势的主要原因一为观念的转变——文物作为国家历史构成符号，其对于原属国的意义被达成广泛共识；二为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那些曾经创造辉煌历史、但又一度衰落的国家，如：中国、埃及、印度等，如今大多经历着经济上的重新崛起。通过收集散落的文物找寻辉煌文化成为其自然而然的诉求，而且众多博物馆的兴建，也使这些国家需要积累更多高质量的文物以丰富馆藏。

“保护国” 博物馆的反应

尽管随着1970年联合国公约的签订，任何博物馆都无法再以“馆藏文物为合法收购”或“文物为全世界所共有财产”等为借口拒绝归还那些被盗或通过非法渠道入境的文物，但类似的想法在卢浮宫和大英博物馆等“百科全书型博物馆”中仍旧根深蒂固。正如法国国家图书馆馆长Bruno Racine所说：“一旦开始归还，就等于向追索大军打开了大门。”

然而，目前形势的发展已不容回避。“必须在两种意识之间找到一种平衡，特别是对于卢浮宫、大英博物馆以及盖·布朗利博物馆(原始艺术博物馆)这种靠殖民起家的博物馆而言。”法国知名律师、法国艺术普及协会创办者Jean-Jacques Neuer这样说道。

盖·布朗利博物馆的主席表示：“总有一天我们会向非洲的博物馆归还文物，以帮助其构建和丰富馆藏，但绝不能因此扼杀我们的大型博物馆。”在这一问题的把握上，哈瓦斯也并非毫不让步，“埃及并不是想索回所有流失的文物，而只是想要回那些存量极少，或对国家有着特殊历史价值的文物。”

朱晓云 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