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1日，中国国家画院七个专业院在北京正式成立，新开设的国画院、油画院、版画院、雕塑院、书法篆刻院、美术史论研究院和公共艺术院，今后将为中国美术行使专业职能。

　　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在谈及这次大规模改制的原委时表示，过去多年中，各种体制、各种类型的画院面临着新形势下发展的各种问题。近年来陈丹青、吴冠中等人尖锐地批评了文联、美协、画院，其中很多意见切中时弊，引起全国画界的思考。而这些并非根本原因，这次改制归根到底是因为“在当前的文化体制改革中，画院往哪里去的问题不可回避。画院若没有作为，就该解散，如果不正视新形势的新要求，画院的生存受到质疑将是一种必然”。

　　诚如此言，在过去的这些年中，美协、画院等美术机构，屡屡被批评界视作不思进取、创造力枯竭、制售行画的象征，由于其体制的门槛，这些机构形成了封闭、自我循环的传统，与其他艺术门类和体制外艺术家的交流近乎绝迹。凡此种种的现象，给画院等艺术机构带来了大量负面影响。

　　为此，在最近的一年多时间里，杨晓阳和中国画院的领导层，走访了全国最重要的美术机构，各地最著名的美术家和老干部及遗属，听取意见和建议。在广泛、大规模地深入调查研究后，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画院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样办好的问题。解决之道就是遵循文化部“做大做强”的发展目标，以七个专业院为依托，以少而精的机构模式和专聘结合的用人制度，将画院的影响辐射至全国甚至全世界。

　　聘请业内最优秀的人才作为七个专业院的院长是重中之重，就名单而言也确实是豪华阵容。中国国家画院国画院院长为方增先，油画院院长詹建俊、版画院院长黄永玉、雕塑院院长钱邵武、书法篆刻院院长沈鹏、美术史论研究院院长邵大箴、公共艺术院院长袁运甫。这还不是全部，“聘一批画家、建一批画室、建设一个中国美术发展工程、建设一个中国美术海外推广工程、留下一批精品”是中国画院改制之后将要完成的“五个一工程”。对于这个系统工程，杨晓阳寄予厚望。他说，中国画院应该“迅速凝聚全国最高水平，组成美术的‘国家队’，迎接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国家队”这个词语让人迅速想起，新任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罗中立半个月前也曾说，要组建一支“当代艺术国家队”。中国当代艺术院和中国画院，先后都有大动作，很容易让人解读出有一双巨手，在官方美术和当代艺术这两个领域都开始资源整合，使其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体制内外的艺术，从前在同一块疆域里并行多年、井水不犯河水，有如艺术的两个江湖，如今在一个文化战略的糅合下渐成一体。

　　这正是艺术在文化政治中的真实写照。如同中国画院三十年的变迁，它的前身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文化部组织的“创作组”，到了1981年被改名为“中国画研究院”，2006年更名为“中国国家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