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作案目的性和隐蔽性强，它们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

　　清代皇帝的御用物品出现在海外拍卖市场并屡创高价并不新鲜，但乾隆的一件鎏金无量寿佛现身香港某拍场却是个例外。当时，在场的一位北京故宫专家怎么都觉得它眼熟，仔细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因为那分明是故宫此前调拨给承德外八庙的国宝级文物之一。如此珍贵的馆藏文物竟然会出现在拍卖会上——问题严重了。

　　拍品牵出文物盗卖大案

　　时间追回到2002年10月28日。这天下午，香港佳士得拍卖公司正在香港金钟道的万豪酒店内举行名为“皇室信仰:乾隆朝之佛教宝物”的专场拍卖会。

　　在此过程中，两件来自内地的清代皇家文物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它们分别是清乾隆代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坐像一尊, 清朝乾隆代银坛城一个。前者的起拍价200万港币，其原始标签为“留平20388”、复查“22、故141442”，后者的起拍价10万港币，原始标签是“留平560044”“复查515”、“故14442”。

　　“留平”字、“故”字标签是北京故宫博物院馆藏文物的标注方法。一位正在现场的文物学者当即致电向国家文物局反映情况。旋即,国家文物局核查证实,“莲花瓣座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和“乾隆代银坛城”已分别在1972年9月21日和1974年10月28日由故宫调拨至承德外八庙,均为国家定级馆藏珍贵文物。

　　2002年11月初,在香港发现国家馆藏文物的信息通过特殊渠道传达到承德市公安局, 承德警方随即派员深入文物部门秘密开展工作。与此同时，河北省公安厅刑侦局也电令承德刑侦部门密切注意并配合省、市文物门部开展调查。11月28日,承德市公安局依照河北省公安厅的指示和承德市文物局的报案,正式立案，并将此案定名为“11· 28”特大盗窃、走私文物案。

　　承德警方经过10天侦查，时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保部主任的李海涛浮出水面。1960年2月出生的李海涛是河北省围场县人，当过兵，曾经就读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

　　2002年12月7日，李海涛被承德警方传讯。同一天夜间，专案人员从李海涛妻子的干妈处缴获大批尚未来得及出手的铜鎏金佛、古画、玉器等馆藏文物。12月8日，李海涛因涉嫌盗窃国家重要文物被承德市公安局刑事拘留，2003年1月18日被依法逮捕。2004年6月16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向承德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2004年8月18日，承德市中院以盗窃罪依法判处李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李海涛不服，提出上诉。2007年2月12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将此案发回承德市中院重新审理，2008年5月18日，承德市人民检察院再次将此案向承德市中院提起公诉。同年8月，李海涛被再判死刑。

　　今年11月19日，李海涛在承德被押赴刑场执行死刑。此前，最高人民法院做出刑事裁定，核准河北高院维持第一审以贪污罪判处被告人李海涛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的刑事判决。

　　牵扯官员难追查

　　输入“文物盗窃”在网上搜索，与李海涛同属一类的国家工作人员监守自盗的文物犯罪案件能举出很多：1990年，洛阳市洛龙区公安分局缉私队队长郭勇因倒卖没收文物获取暴利，被处极刑;2000年，山东省青州市博物馆保卫干事林春涛因盗取馆藏汉代玉璧等国宝被处以极刑;2001年，原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副主任黄小江因珍贵文物流失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2002年，山西省临汾市文化局考古队队长张文君因参与重大文物盗窃案被判重刑;2004年，原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文管所副所长包卫东带领其他不法分子盗掘西夏寺庙遗址，被判重刑;湖北省随州市博物馆干部王海涛，在1998年至2001年期间勾结社会闲杂人员，多次盗掘古墓，获得赃款30多万元，被判重刑……

　　中国文物学会的一位文博专家告诉《世界新闻报·鉴赏中国》周刊记者，对文物犯罪我国各地虽然进行过多次专项打击，但效果不显著，没有对文物犯罪分子起到震慑作用。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不少案子涉及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甚至是“官员”，遇到的阻挠和干扰很多，另外还有内部的通风报信，致使很多案件及线索难以追查下去。

　　而针对李海涛案及全国屡屡曝出的类似案件，河北省一位多年从事文物研究的专家此前对媒体表示，文物监守自盗案往往目的性更强，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更大，也极大地败坏了国家文物公职人员的声誉。这类案件屡有发生的背后是利益驱动。他说，中国文物拍卖动辄上百万、上千万元的价格，刺激了国内文物收藏爱好者的热情，也让文物投机、盗窃、走私暗流不止。而巨大的利益和专业的便利与隐蔽性，使得一些文物部门工作人员铤而走险，走上盗窃文物的不归之路。

　　“官”与“贼”相勾结侵吞盗卖国家文物，不仅是一种恶劣的违法犯罪行为，更会成为滋生腐败的一处恶源，危害极大。据国家有关部门统计显示，仅2004年，全国文物拍卖市场成交就达57亿元，2005年升至约100亿元，2006年则达到约150亿元，2007年为200多亿元。而随着文物市场的火爆，盗墓、走私、造假等现象屡禁不绝，甚至愈演愈烈。

　　与此同时，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文物走私的规模近年来也越来越大，逐渐走向集团化、现代化。走私方式日益多样化，从个人随身携带少量文物，发展到通过集装箱夹藏，以及通过邮运快件渠道大批量、多品种地走私文物出境。走私文物的流向地主要是韩、日、美、英等国。文物一旦出境，我文物执法机关再想追缴这些文物，难度非常之大。

　　急需一支文物警察

　　内蒙古中部某古墓被盗后，文物出现在了当地某官员的家里，警方最终追回了文物，但却没有对收赃的官员采取相应的法律处置。另一方面，一些卷入文物盗卖案件的官员为逃脱责任，往往极力为盗窃者说情，使得犯罪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

　　有关文博专家指出，党员干部正当的收藏爱好应当鼓励保护，但隐匿出土文物则必须受到党纪国法的追究。而为了打击文物行政部门监守自盗和官贼勾结的现象，非常有必要清理这些国家工作人员私开文物商店的问题。目前，在全国各地一些从事文物工作的人员竟然还身兼文物商店的幕后老板。他们不仅贩卖来路不明的文物，而且还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力或专业优势与一些不法分子勾结，盗掘、走私文物，甚至偷窃馆藏藏品，造成的后果非常严重。根据现行《文物保护法》及有关法规规定，文物行政部门的工作人员不得开办或参与举办文物商店，但是不少相关人员还是想方设法钻空子，使得这一法规得不到实行。

　　有专家建议，借鉴国外的一些先进经验，建立一支高素质、专业化很强的文物警察队伍很有必要。此外，新闻媒体的文物宣传报道工作也有待改进，过多关注文物拍卖和其“值多少钱”，容易造成误导，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盗墓猖獗、出土文物收藏热等一些不良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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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海涛案57件文物未追回

　　最高人民法院的复核确认，1993年3月至1997年8月、2001年2月至2002年5月，李海涛在担任承德市文物局外八庙管理处文物保管部副主任、主任和避暑山庄博物院文物保管部副主任期间，多次利用査库等机会进入外八庙文物库，私自将馆藏文物带出，之后以工艺品、文物残件、部件、附件、非馆藏文物或者低等级馆藏文物代替窃取的馆藏文物，并指使工作人员篡改文物档案、编目卡等。采取上述手段，李海涛窃得乾隆粉彩描金无量寿佛、局部鎏金银藏式须弥山坛城、尼泊尔式局部鎏金铜无量寿佛坐像、紫金嵌松石无量寿佛等馆藏文物及文物部件共计259件。经鉴定，其中一级文物5件，二级文物56件，三级文物58件，一般文物101件，未定级文物39件。

　　窃取文物后，李海涛单独或伙同他人卖出文物152件，其中一级文物4件，二级文物47件，三级文物50件，一般文物12件，未定级文物39件，从中获得赃款人民币320余万元、美元7.2万元。

　　案发后，公安机关追回文物202件，尚有57件文物未追回，其中二级文物18件，未定级文物39件。公安机关还从其处追缴赃款人民币225万余元及大量美元。(郭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