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经十年准备，重修之后的国家博物馆开启“启蒙的艺术”之旅。由德国三大博物馆联手展出的579件作品，呈现启蒙运动这一人类思想遗产的核心，以及启蒙运动对欧洲乃至世界的哲学、艺术与人文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1784年12月，《柏林月刊》刊出了一篇康德写的文章《何为启蒙》。他在文章里写的那句“勇敢地使用自己的理智”至今铿然有声。那是欧洲发生巨变的时代。康德、卢梭、席勒、伏尔泰……许多思想巨人都在那个年代留下自己的背影。社会、文化和艺术都在那个年代改变着自己的样貌，科学技术的发展给人们许诺着美好的未来，人们探索着未知世界，不论是时间上的还是空间上的。

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的“启蒙的艺术”展览，是国家博物馆重修之后的开幕展。来自德国柏林国家博物馆、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博物馆、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这一德国三大博物馆的579件作品，让人们看到启蒙时代的方方面面。《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了德国三大博物馆的馆长，以及与国家博物馆合作主办与展览同时进行的“启蒙之对话”项目的德国墨卡托基金会主席伯恩哈德·洛伦茨(Bernhard Lorentz)，对展览进行深度解读。

尽管启蒙时代听起来已经是久远的历史时代，但启蒙的话题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断地被重新提起、重新思考。1984年，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针对康德的文章，隔着两个世纪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什么是启蒙》。“启蒙的艺术”展览，让人们重新回想这个问题。“启蒙时代的首要原则和思想，到今天仍然构建着我们的思想。而启蒙时代出现的问题，一直到今天，也仍然是我们面对的问题。”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馆长克劳斯·施恩克(Klaus Schrenk)这样认为。

德国普鲁士文化基金主席帕钦格博士(Hermann Parzinger)开门见山地指出：“这不仅仅是一次艺术盛宴，还是两国人民互相了解的机会。”这些展品不一定有人们所期待的艺术大师的罕见之作，柏林国家博物馆馆长艾森豪尔(Michael Eissenhauer)自己就坦承，有一些作品十分珍贵，根本无法远距离巡展。但帕钦格给出的答案，能让人们对展览有更深的认识：“这些都是德国文化最大的遗产，中国公众可以借此了解欧洲这段精粹的历史，这段历史决定了现代欧洲思想的来源。”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博物馆馆长马丁·罗特(Martin Roth)则指出：“关于启蒙的文化、艺术、政治等等方面，都会给中国人民一个观察德国和欧洲的机会。”

新思想，新艺术

对于德国的三个博物馆来说，这样大规模的合作也是头一次。从中德双方第一次敲定方案到展览最终举行，则经历了十年。

米歇尔·艾森豪尔回忆道：“策划是很漫长的讨论过程。开始并没有固定的概念，我们讨论什么可能是适合三个博物馆在中国一起做展览的主题。这样的展览在中国是第一次，对于欧洲也是第一次。我们的原则是不借其他博物馆，就靠三个博物馆的展品。而且要找一个中国观众能够理解的背景，于是就找了启蒙运动这一主题。我们了解到，中国的中学和大学都会教授跟启蒙相关的内容。”

在展品的选择上，三大博物馆带来了戈雅·弗雷德里希、庚斯博罗、荷加斯、皮拉内西等等18至19世纪艺术大师的作品，种类则囊括油画、版画、透光画、雕塑、家具、工艺品、服饰乃至珍贵的早期科学仪器。展览分作九大主题：启蒙时代的宫廷生活、科学的视野、历史的诞生、他乡与故乡、爱与感伤、回归自然、阴暗面、自我解放与公共领域。

展厅门口，人们可以看到洪堡、康德、卢梭、伏尔泰等等当时的思想家的胸像。“启蒙是一个时代，洪堡、卢梭这些哲学家和作家，是启蒙展的首要背景。”艾森豪尔认为，对于欧洲，“启蒙时代主要指18世纪末的特定时期，当时涌现很多思想家，有很多著作和很多讨论。他们主要讨论的是，人在社会里的定义是什么，个体在社会中的角色是怎么样的。”

思想家的讨论并非凭空而造。那个年代，欧洲的中产阶级和市民社会开始出现，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教堂、宫廷，这些原先承担统治功能，如今地位开始动摇。”施恩克说，歌德写了《少年维特之烦恼》，这样的主题在启蒙时代之前是无法想象的。艾森豪尔总结道：“人们对感性和感情有了新的理解，对家庭的新角色、女性的新角色、市民的新角色都有很多思考。人们不再服从于宫廷，在社会中的地位不再由家庭出身决定，而是由他们受到的教育、他们的才能决定。”

施恩克专门提到展厅入口，来自慕尼黑巴伐利亚国家绘画收藏馆的一幅迪马里(Georges Desmarees)所作的自画像《艺术家和他的女儿安东尼娅》，“这幅画的式样原来只有国王可以用，一般人不能用。艺术家在这种样式里，把自己像国王或教皇一样进行描述。这只有在启蒙时代才有可能。”在他看来，“启蒙时代的核心思想是人类应该为社会和自然负责，人是一切的中心。不再有绝对的统治，不再只有一个人知道社会应该如何治理。科学技术、人权都得到发展，艺术成为社会教育重要的部分。”这与洛伦茨的答案相得益彰：“什么是启蒙?启蒙象征着人的一种意志：找到新答案的意志，互相交流克服困难的意志。”

在这样一个大时代里，艺术必然也会变化。“由新思潮而来的艺术，就是我们想展示的艺术。我们想让这些艺术告诉大家，看看启蒙意味着人们的角色在社会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你可以从艺术中看到，新价值被艺术所颂扬，新的绘画、新的家具、新的艺术主题，都是在启蒙时代发生的。”展览专门有一个环节“爱与感伤”，集中了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的许多画作，对感情与家庭生活有诸多表现。艾森豪尔解释道：“在启蒙时代，讨论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家庭生活。18世纪之后，家庭生活突然变成了小说、绘画的主题，比如父亲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成了绘画的内容。在那之前，一般只有贵族家庭才会出现父母和孩子同时出现的场面，即使出现，父母和孩子之间的距离也很远，不会很亲近。母子同时出现又很亲近的场景，一般只出现在宗教题材的绘画里——耶稣和圣母玛利亚。这种情况到启蒙时代发生了变化。这次展览里有兄弟姐妹拥抱的画，也有父亲教孩子读写的场景。这是新的主题，以前从未有过。”

施恩克提醒，如今我们能够在博物馆通过观看艺术作品而得到教育，这也得益于启蒙时代。“艺术成为教育的核心部分和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想法改变了后来几十年的欧洲社会。”这些思想来源于当时的哲学家所做的广泛思考，席勒、歌德都把教育看做社会核心的问题，“在当时，艺术应该成为教育公众的手段。艺术应该能够改变人们的生活，是欧洲社会的主流思想，这些思想直到现在也还能找到影子。”

在那个张扬个体的时代里，思想家和艺术家的地位空前的高。展览也展出了绣有康德名字、他穿过的鞋，以及镶嵌有思想家和作家头像的镀金装饰餐具。

“启蒙时代还有一件重要事情就是，艺术家得到了解放。18世纪晚期，他们从宫廷和赞助者那里解放了出来，在社会中有了新的角色，成为全新的艺术家。他们有自己的兴趣、自己关心的对象、自己的想法和才能、身份。人们更关心他们创作的时候有多么“天才”，他们想怎么画，要怎么画。”艾森豪尔认为，这种思潮一直延续到今天。因此，展览末尾赫然展出的是安迪·沃霍尔和博伊斯的作品。“如博伊斯，他的主张是‘每个人都可以成为艺术家，而且是天才的艺术家’，沃霍尔也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发展了自己的思想。” 艾森豪尔说。

而在施恩克看来，这正体现着艺术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开始是迪马里的自画像，最后是沃霍尔的自画像。沃霍尔的想法是‘艺术是可复制的，没有什么独特的艺术品’——他用一种20世纪哲学家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社会变化了，艺术自然也会发生变化，知识变得越来越广阔，艺术家也会有更多的想法。”

新旅行，新世界

启蒙时代的人对外部世界充满好奇，并且四处探索。展览中可以看到启蒙时代的标志性图书《百科全书》，里面记载着各种知识。也可看到洪堡用过的地图，一幅表现他和他的书房的作品，让人们对这位博物学家包罗万象的收藏留下深刻印象。爱好地理的人还会注意到展厅里那幅标注了库克船长航线的地图。“那时候，人们开始到处旅行，获得对地球的知识。”施恩克说道。

科学技术的兴起，催生了很多新的艺术形式，比如“透光画”。这种技术通过光的明暗穿透，营造出吸引人的装饰效果。异域风光是画师喜欢的题材，展览里就有闪闪发光的“南京”街景。东方与古代西方都是当时充满求知意识的欧洲人热爱的对象，德累斯顿国家艺术收藏博物馆收藏了很多当时独具异域风情的藏品。其中有一套“环游世界剧场的木偶”，最远据说到过中国，当时的人们力图通过这种方式把关于世界的新知识传遍各地。

“当时欧洲人已经能烧出瓷器来了。”尽管如此，罗特认为欧洲人对世界的认知还很初级，“比方说，他们认为自己烧制的瓷器描绘的是印度宫廷的景象，但实际上可能更像中国或者日本。”

东方对于启蒙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异域情调，当时的欧洲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思想充满敬仰。“启蒙不仅是欧洲的发展，如果没有和中国文化的交流，启蒙是难以想象的。哲学家莱布尼茨认为，孔子、孟子都代表了对人的普适化的理解，他们对中国表示了最为深切的钦佩。”德国驻华大使施明贤(Michael Schaefer)这样表示。而德国外交部长兼副总理古多·韦斯特勒维(Guido Westerwelle)也指出，影响深远的德国哲学家伍尔夫就深受孔子的影响。

遥远的古代和辽阔的自然，在这个年代也是欧洲人的挚爱。“在这个时代，古代的文化变得很流行，过去的古董被重新发现。”艾森豪尔说道。

那时的考古发现，让人们对古希腊、古罗马乃至埃及都充满好奇。皮拉内西就有以埃及金字塔作为主题的画作。拿破仑最钟爱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在“崇古”的气氛中产生，并且在展览中得到很多呈现，不仅仅有绘画，还有各种复古风格的工艺品。描绘自然的浪漫主义作品同样是人们对自然充满好奇心的结果，诸多壮丽的风景画就能够说明这一点。同时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变化，比如《安妮·哈特夫人》这样更看重自然、健美风格的作品纷纷出现。

螺旋形的启蒙之路

尽管启蒙时代对当时的欧洲影响巨大，社会进程却没有完全像启蒙主义者的想法那样进行。

在展览“阴暗面”当中，戈雅的诸多作品表现了战争和宗教迫害的残酷，荷加斯的讽刺作品则揭露着当时欧洲社会的黑暗。“启蒙不是线性的直线过程，不是从A到B，而是有起伏有曲折，螺旋形的，就像呼吸一样。”艾森豪尔说，“从辩证的角度来说，启蒙也是一个人们拥有新的世界观的时代，有新的视野和视角，在艺术里有新的自由。因此艺术家们试图描绘现实中发生的事情，比如战争。”

当时思想家设想的是，启蒙会带来人的发展，“人们需要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追求更好的生活，这是理想当中应该发生的。”艾森豪尔指出，现实并不像想象那样美好，“但是实际上人们虐待动物，彼此施加暴力。欧洲人应该承认，自从启蒙时代以来，个体对于彼此的尊重、对于世界和自然的尊重，从来都没有按照18世纪时候的想象直线进行。在那之后，有很多的残酷事件发生，还有很多战争。在欧洲历史当中，启蒙并非一直是政治的主流，野蛮、战争始终存在。”

而对于亚洲、美洲和非洲人而言，启蒙时代带来的伤痛并不比进步少——虽然亚洲、美洲和非洲的科学技术得到极大发展，但也因欧洲人广泛的对外“探索”而遭遇苦难。“我们在和中国同事交流时，他们看待启蒙时的批判精神往往更强烈。中国同事认识到，启蒙造成了欧洲历史在20世纪的黑暗一面。”洛伦茨这样说道。

对于自然的探寻，也给了当时的人们一种能够“征服自然”的幻觉。“尽管对自然知道得越来越多，但很多时候，自然还是比人更强。人类的探索精神在那个年代很流行，但我们仍然无法去征服自然。就像我们知道了核技术，但还是会有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施恩克认为，启蒙精神把人视作中心，突出人本主义，然而这意味着的应该是“人对社会和自然都要担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