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刚刚结束的高考来观察，对我国大学的非议颇多。曾圣洁高贵的象牙塔，一夜间变成了人人指责的黑老鸹。青年就业难怨高校，考试压力大怨高考，某些人甚至将主观层面的问题也推给客观主体，然后长吁口气装作心安理得。甚至媒体作态惊呼，说什么高考恢复32年，竟然没出一个大师，结论当然讨好民意，说中国教育是失败中的失败。

笔者以为，高等教育不能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目标肯定不是包就业、包成才，其改革绝不仅是取消考试、自主招生。我们的大学，功能也不是量产与批发大师。

首先，文教事业拨乱反正时间尚短，仍处于休养生息阶段。我国本来就没有现代大学教育传统，1949年前勉强有样学样、初具规模，然历经1949年后院系调整、“文革”等数场“触及灵魂”的举国折腾，可谓文脉尽断，从恢复高考制度开始，我国高等教育收拾烂摊子重新出发，在学科建设、课程建设等方面逐步与现代大学接轨，全算下来也就30年。而西方大学体系建构到完善，再到蓬勃发展，不少名校已历二三百年。两相比较，我国高等教育最近30年的“发展”本质还是“恢复”，谈不上赶超。譬如人重病一场，刚从IC U里出来，绝不可能立即就和一个体魄健壮的人竞技。且自古以来，关于教育就有“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说法，说明教育需要长期投入、长期建设，是个在长期之后才能见效的事业，绝不能用短平快的功利主义视角去看待。

其次，在当前阶段，过度企盼大师的出现是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误读。大师是因科研事业成功，名头响、牌子亮，才成为高等院校招牌、国家教育代言。但大师的产生并不是拔根毫毛吹口气那么简单：一者，产生大师的领域要有相当深厚的人才积累，往往万马军中才能杀出几个国际一流的佼佼者；二者，产生大师的领域要有相当水平的教研积累，让“准大师”能站在巨人肩膀上攀登；三者，产生大师的领域还要有相当关键的空白点，为立业成家留出空间。现实是，我国高等教育与先进水平脱节日久，尤其理工基础领域欠账严重。以物理学为例，18世纪牛顿力学和20世纪量子物理两次跃进，我国均在局外，今天的物理大厦基本已建构完整，我们也仍在学习，尚缺乏填补重要空白的能力。如此，何谈摘取物理诺奖？何况，我们的高等教育仍是“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从务实效果看，“文革”前大学生们多数是受到交口称赞的人才，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们也已有相当一批成长为新时期建设栋梁。这至少说明，我国高等教育培养人才、普及教育的功能并不宜全盘否定。

第三，从恢复高考之后的时间测算，要给国产大师成长留些宽裕的时间。屈指算来，那些恢复高考后的大学生，如今也要四五十岁了吧。这个年龄在不少基础学科领域，正是教学的黄金年龄。而他们的学生们，那些70后则正逢研究精进的当打之年。谁又能说，历经时间磨练，他们中不会产生未来的国际一流大师呢？即便60后和70后力有不逮，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具有更宽视野的80后们总还有机会吧……我们又何必如此苛责，非要32年高考之后，就一定要出几个大师呢？

从近期对大学、对高等教育的讨论中可以隐隐感到，机会主义、功利主义情绪仍有不小的市场，沿着这个方向下去，结果将是更加浮躁，于教育发展没有丝毫好处。特别地，作为典型的乡土中国特征之一，反智主义传统也不宜忽视———教育自有其规律，尤其到专业学科领域，并不适合搞公民表决来评价。骂街骂不出现代化，更骂不出大师来。

最后，笔者个人预测，在承认多数学科基础确实薄弱的情况下，我国最可能产生国际级大师的领域或在理论经济学。在未来十至二十年内，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平稳发展，如果本土学者能够针对我国发展模式提出确有特色的解释框架，吸引国际经济学界以此解析中国经验，则当有经济诺奖花落中国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