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将难以解释的这种处境描述为“混乱”，但我们尚未作好处理“混乱”的准备。出于某种自尊，我们对“混乱”的无理保持某种宽宏大量，但并不能阻止我们的愤怒和焦虑。“混乱”既不好也不坏；既不是朋友也不是敌人，它考验我们对当下的容忍与接受程度，我们绕不过去，因为“混乱”已经是对于当下最准确的描述，并且与我们有关。无论我们如何抗拒，只要抵抗的方式、策略、武器来自我们认为放心的历史仓库，我们都无法对付眼前“混乱”这个敌人，同时，也使我们不断发动的对于重新夺回明确性、稳定性的战斗屡遭失败，绝对的权威遥不可及，因为它已经被更多的人以更多的方式获取，而且我们却没有分配权。无论我们做何努力，绝对权力与真理总像是在我们的前面，它给我们一种幻觉，如果我们再发动一场战争，再往前一步，我们便可以得到它，也许用力过猛跑过了？

我们面临又一个困难是如何从被众多明确性（艺术介入社会、艺术与政治……）围困的当代艺术“集中营”逃离，一种自觉的决断，一次时间上的撤出，并将这个“集中营”腾空，以作为某种具有警世功能的“博物馆”，以展示这个政治皱折的现场。在这个现场，有可能展示当代艺术是如何被各种不言自明的话语、批评、媒体、显现与隐藏的权力系统所监禁，一个模拟的沙盘，通过这个沙盘的演练，有可能理解监禁的规模、方式以及所使用的各种“刑具”，通过这个现场，我们有可能看到对于当代艺术所展开的人类学方式的田野调查报告。

我们始终在接受一个“双重间谍”提供的情报？这个“间谍”使我们真的相信确实存在艺术与政治的两个阵营，并成功的分离了艺术与社会，并收取双方的过路费，更严重的是情报所提供的信息是二手的，谁是这个间谍？谁制造了这个间谍？我们被迫只能原地不动，接受不断被篡改的情报，彻底的被封闭在划定的区域，艺术家只能是小股的突围，但突围者面临更严峻的问题，去哪？回归那个被虚构的人民之中？还是被媒体称之为回到现实？现实并没有丧失在艺术家手中，而消失在无穷无尽的各种关于现实的幻想性虚构中，现实已经难以辨认。 艺术家与他的工作成为现实的另一种维度，悍卫了现实的完整性，即现实同时赋予了每个个体的选择权，并在这个位置上正确的行使民主。作为现实的一部分——匮乏的部分，一种被各种政治策略所掩藏的空隙，在这个被打开的政治皱折中，我们可以直接的面对具体的政治，以下行动构成了它的具体内容：我们可以并不刻意的调整自己的步伐，以跟上被媒体导向的那个时代；我们也不故意的寻找某种共同记忆以把我们留在某个过去的时间；我们可以是一个逃离者，从现存的社会规则中抽离；我们可以不举手同意或反对某一项决定，尽管他它有可能让我们失去某种多数的奖赏；我们可以选择撤退，而不是进攻，使等待我们的敌人失望……

这个空隙给予了艺术家和他的作品一个新的概念，不是填满这个空隙，而是使这个空隙变得不断的流动、延长，因为没有所谓的独立空间，恰恰相反，艺术家并不在自己制定的空间里独自享用，这个空间并不真正属于他，他也是一个局外人，就当代艺术与时间而言，它始终是“违章建筑”，艺术家与这个“违章建筑”同处一处，一个建造者，同时，是这个建筑的外来者。

艺术家也不要求在自我设定的空间中享有任何豁免权——作为提供了某种“异类”表演的宽恕，并可以保留了这个样式——所谓作品的合法性被艺术史追认。在一个总是处于不确定的改变过程中，时间这个位置不应该成为某种记录，以作为某种历史性总结提前预留一个位置，历史是不可能被提前预订的，这不涉及到支付能力，在一个价格无意识的社会，我们被匮乏的政治策略围绕，只能扮演被规定的抵抗者，对于给予的敌人以拒绝去换取某种价值的入场券，或接受敌人的口令，政治应该是制定口令，而不是记住执行者的面孔。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当代艺术没有政治——内部而不是外部的概念，正是由于内部对政治的匮乏，并没有自我生产的机制，当代艺术的政治只能到“别处”购买使用权，并通过长期贷款方式偿还，或者以未来作为抵押，偿还租借政治的利息。

本文发表于艺术时代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