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报》记者 于青

　　天津文交所曾经的暴涨暴跌没有在汉唐艺术品交易所(下称“汉唐艺交所”)上演。

　　截至9月7日，在汉唐艺交所上市的“白玉链瓶”和“翡翠百财”的收盘价和上市申购价格相比，涨幅均不超过10%。由于投资者惜售，每日换手率并不高，走势较为平稳。

　　“这才是艺术品市场的正常现象。”汉唐艺交所董事郑惠文说道，“艺术品本来就不是一个能在几天时间内快速上涨的品种，而是通过长期持有换得日后增值。”

　　此前，天津文交所上市的艺术品曾在短时间内如过山车般上涨了十几倍，而参与其中的投资人更是在同一天进行频繁交易。这一切上涨，在给投资人带来暴富的同时，也让那些高位接盘者血本无归。

　　这样的艺术品在这样特殊的市场，让人摸不着头脑。甚至市场一度传闻，国家将出台相关政策，抑制艺术品份额化等交易方式。

　　在期待和质疑声中，汉唐艺交所开张了，其上市艺术品的平稳让那些站在金融与艺术结合前沿的开拓者们看到了希望。他们近乎一致地认为：只要交易规则到位，这个虚拟经济市场在活得很滋润的同时，还能减轻中国经济的压力。

　　而郑惠文所想到的，不仅是自身的交易规则，更希望国家能在上市品种的审批中扮演一方角色。

　　文化入侵困局

　　短短三年时间，中国艺术品市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拍卖市场为例，2008年，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总额不足200亿元；2010年，这个数字超过了500亿元，占全球艺术品拍卖额的33%；而仅在2011年上半年，就已达428亿元。市场一度预计，全年仅拍卖市场的成交总额可能问鼎1000亿元。

　　中国艺术品市场的膨胀，引来了各路资金的追捧，其中不乏“海外来客”。郑惠文观察发现，在北京798艺术区，很多艺术品的创作风格完全迎合西方政治艺术基金的路数，作品不仅称不上好，甚至令人反感，却能在海外拍个好价。

　　十几年前，创作这些作品的艺术家，甚至连饭都吃不上，“但是他们的创作却迎合了西方对中国的偏见，如尸横遍野，血淋淋之类的作品。”郑说，如此种种尚未反映中国真实面貌的作品却在西方火得爆棚。

　　爆棚之后，他们开始回流。一如众多业内人士所说，海外回流是一个两头赚钱的生意。一方面，海外艺术基金将中国艺术品带入海外拍场时赚了一笔；另一方面，回流国内拍场时再赚一笔。

　　获利是小，郑惠文想到了更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将中国的文化、审美观以及意识形态导向了另一个方向，以至于众多艺术家会陷入一个误区：原来诋毁人们生活的艺术品在西方能卖到高价。

　　为了生存，他们的创作开始了一条有别于国人的路子。郑曾在798艺术区看到一幅名为《为人民服务》的油画，“为人民”涂上了金色，字号很大，“服”字则呈倾斜状，“务”字几近萎靡。有艺术批评家表示，这样的作品对中国的意义微乎其微，西方很喜欢这样的题材，这明显是为迎合西方所创，如果中国所有的艺术家都沿着这个路线走，那么就不是艺术本身的问题，而是文化入侵的问题了。如果这种现象得不到正确的指引，我们国家文化价值取向就会被这些西方的政治基金所引导，长此以往，我们的文化安全令人担忧。

　　引导市场风向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文化底蕴，文化底蕴的存在也就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形式。百度百科将“文化入侵”做了如下诠释：“侵略”，指的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有目的有计划地对他国或另一文化入侵民族的征服行为。因此，文化入侵，可以定义为一个国家或民族对他国或另一民族通过文化改造和思想改造而达到的征服行为。

　　“而西方的这种文化入侵，正是在中国艺术市场百花齐放，以开放的姿态接纳各种艺术品的时候。”看清了本质，郑惠文有些激动。

　　的确，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艺术品市场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整合能力迅速增强，以大中华圈为中心，再加上印度艺术品市场的不断兴起，尤其是中国香港与北京的呼应，加快了亚洲艺术品市场复苏与整合发展的步伐。

　　这段时期，不少业内人士看到一种现象：海外资金利用中国对艺术品市场的开放政策，开始引导越来越多的中国艺术家向西方意识形态倾斜，借此引导国人的价值取向。于是，那些扭曲的作品卖出了高价。

　　他们不敢想象的是，长此以往，若干年后，或许博物馆里陈列的都是咧嘴的、龅牙的、光头的、傻笑的创作。一旦如此，甚至可能给国际上不了解中国的普通民众造成误解。而实际上，并非中国画扭曲，而是美好的一面尚未呈现。

　　“这样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海外资金通过经济杠杆对艺术家的诱惑。”郑解释道，“表达美好内容的创作不能卖出高价，而那些扭曲的作品却火之又火。如果中国的艺术家形成这样一个固定的价值取向模式，就相当危险。”

　　所以汉唐艺交所在自己的肩上加了一份责任：我们要回归到艺术本身，选择具有美学内涵的艺术品上市交易，并使主流艺术家得到相应的经济回报。

　　保护“文化安全”

　　汉唐艺交所的想法很容易理解。既然海外资金可以引导中国艺术品的创作，那么我们中国的艺交所也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而这个方向即是保护了中国的“文化安全”。

　　此前，提到文化安全的中国学者并不多。最早可追溯到1999年，彼时，林宏宇和朱传荣曾发表关于文化安全方面的文章；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曾出版过《国家安全学》一书。

　　据其解释，“文化安全”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是民族区域内，自身发展及传承下来的民族文化(包括语言、文字、民间艺术、文化景观等)的独立性特征。

　　显然，这其中网罗了艺术品。郑说，在艺术品层面，可能国家没有想或者不方便操作此类项目，那么如果民营交易所能在文化安全方面做一点事情，不仅能让艺术作品回归到本原价值，还能引导更多更好的艺术品创作。这是文化艺术品交易所义不容辞要承担的责任。

　　但是，这并非汉唐一己之力所能为之。如果借助中国所有文交所的力量，势必需要相关政策。

　　艺术品交易所的创始人们，谁也不希望国家通过某种方式叫停交易。或者说，他们认为交易本身不应该是关注的重点，规定上市艺术品的类别和内容才是重中之重。

　　换句话说，就好比广电总局对电视和电影的审批一般，哪些电影能播，哪些片段需要剪掉，这是关键。郑惠文呼吁，主管部门出台政策的重点需放在上市艺术品的选择方面，而不是将目标锁定在交易方式上，这才是涉及到我国文化安全领域的重要内容。

　　这是用政策和经济杠杆引导艺术创作的一种模式，如果那些表现美好内涵的艺术品上市，年轻的艺术家以及美院的学生都会延续这样的创作方式，由此，市场便能引导艺术家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