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批评正饱受责难，其诟病口口相传，已成老生常谈。批评在操守方面的持续堕落，导致批评朝外部发出的声音显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而近几年来艺术批评界涌现出来的一批新人，虽时有闪光表现，但大多行文青涩，对术语、理论的消化和介入艺术系统的能力尚不尽如人意，同时因各种压力和顾忌，在价值判断和否定性批判方面仍缩手缩脚，短时期内还难以形成整体气候。

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只是一味地抨击和否定，而不能更为明确地指出批评应当如何，此做法必将成为批评进入更深层次的障碍，这归咎于当前批评界对批评原理和方法论的研究不够深入。20世纪以来，西方艺术批评对方法论的实验超过先前任何时代，并努力与前沿学术保持同步。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目前在方法论方面则显得陈旧，模仿痕迹重，批评的本土和传统因素又无法注入其中，部分批评家甚至漠视方法论，这不仅使得艺术批评无法进行批评实验，更导致新艺术现象产生的背后问题，无法以理论的方式长期有效地展开讨论。

近年来许多场关于批评的争论无果而终，争论双方仅有观点、想法和“雄辩术”，却缺乏方法论的共识和认知基础，迫使批评的“党派性”无从落实，对批评和当代艺术的建设也无所裨益。迄今为止，最有力度的中国当代艺术批评，仍然是那些具有政治社会视野的观察，即文化政治学批评，它同另外其他两大批评模式——社会学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构成中国当代艺术批评的基本力量。

文化政治学批评目前在中国整体呈现出如下几个特征：1、不同于文化学批评在西方学术界的主导性地位，文化政治学批评在中国经常处于被主流意识形态监控和攻击的边缘位置；2、因为本身的边缘处境和先天的先锋意识，文化政治学批评倾向于自我边缘化，其工作重心自然而然地偏向社会和艺术中的边缘个体；3、对大众文化的研究，始终无法摆脱研究者自身的精英主义意识；4、严密注视技术的政治性，强调以政治眼光观测技术统治对中国当代社会造成的影响。文化政治学批评家习惯于从作品的形式，包括肌理、布局、修辞、叙事等因素，揭示作品所蕴含的社会关系及其残酷性，并经常从时下艺术的倾向，来观察政治的保守或开放，以面对复杂多变的现实社会。由于当代中国正处在一个经济、文化、社会全面转型的阶段，艺术批评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艺术生产的方式上，即艺术生产所涉及到的多重社会关系。它不仅要求艺术批评关注此时此地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更需要延长观测的时段，向前反思教条，向后清除余毒，以建立一个公正社会。

但严格地讲，中国目前还没有发展成具有学科意义的社会学批评。以中国当代艺术为对象的社会学批评，现在多偏离现代社会学观测的程序和方法，而是更加注重对社会问题和现实环境的直接提问。社会学的诸多操作步骤，如对社会需求、社会合作、社会体制、个体环境、自然单位、机构社区等因素的实地调研，以及田野考古、数据测量、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工作，因实施困难而被忽略。与文化政治学批评相比，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批评更关注社会环境，倾向于将艺术家还原为普通人，强调其作品或个人行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有故意淡化意识形态压力的倾向，所以坚持社会学方法的批评家主要集中在社会转型周期短、速度快的大都市，以及离意识形态中心相对较远的广东沿海一带。

中国当代社会学批评之所以尚未确立学科传承，也与社会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境遇有关。19世纪末达尔文主义的引入，使中国传统艺术遭受了过于苛刻的批评。1930、1940年代逐步规范起来的社会学，于建国后中断荒废，至1980年代才恢复元气。而且由于文革余毒尚未清除，当前的社会学批评经常被误认为是庸俗社会学和专制色彩浓厚的现实主义批评在当代的势力重组。值得庆幸的是，西方的“都市理论”等已经进入中国的社会学批评，其方法是以日常生活和公共性等概念来解释和评述当代艺术。

应当注意到，当前中国的各种批评方法通常是混杂交织在一起的，比如社会学批评与历史主义批评就难脱连带关系。中国的历史主义批评大致可以划分为两代人：85美术新潮时期崛起的老一辈批评家，1990年代活跃至今的新生代批评家。历史主义批评主要是从历史、艺术史入手，强调将当代艺术放入历史中来检验其价值。但历史主义容易诱使批评家将史观认作批评观，对历史背后的关系和机制有所忽略，从而也就很难意识到批评自身所面临的危险处境，最终可能沦为批评实践的牺牲品。而且在当前的历史主义批评中，图像历史与文字历史之间的隔膜依然存在，多声部、社会性和对话性的批评尚未提上议事日程。

对批评现状的评估，是为了练就更为开放的心态，以改变目前仍然封闭的专业状况，新人再欲进入其中，将能发现更合时宜的途径和方式。现状虽然错综复杂，但批评走向多方位、多角度、多关系、多层面，来综合考察艺术现象的“总体批评”之趋势，是不容置疑的。具备多种方法论元素的“总体批评”，不仅是分析性的，更是沉思性的，它是意识的自觉，它具备主动思考“批评如何构成”和“批评应当如何构成”等相关问题的能力。“总体批评”是对既定概念和既定方法的怀疑，其意义不仅在于如何评述对象，更在于首先探明批评自身的思考习惯。批评将来能否走出低谷，取决于批评自身的反省力量，即批评进行自我批评的激烈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