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悄然发生了一个社会学转向。当代艺术在告别了现代艺术对艺术自律的单一要求、抛弃了90年代前期艺术界普遍存在的无聊情绪和迎合心理，以及大量非本真模仿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之后，开始重新走出象牙塔，关注社会、关注贫富差距拉大所造成的下层人民苦难；包括对生态问题的关注，其实也就是对下层人民生存状况的考察：生存环境恶化的最大受害者，只可能是普通人或者穷苦人民。当代社会更需要的，是关注民族现状、关心人类的平等与自由、对下层人民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艺术，而不是仅仅为感官娱乐、捞取名利的媚俗把戏。

要求艺术关注下层的呼吁，也是向90年代初以来整个艺术界道义感滑坡、社会批判良知丧失而提出的警告；同时揭示了艺术自身的封闭性、对社会影响的微弱性——很少有艺术家把艺术作为参与社会民主化建设的一项公共事业。后来兴起的所谓“使馆艺术”、“公寓艺术”，也使得艺术与社会彻底绝缘，成为少部分人的“私事”和谋生发财的手段。93年以后发生在学术界关于人文精神的讨论、90年代中期发生在美术界关于“意义”、“水墨”等问题的争辩，也都提示了美术介入社会在当时的式微，这也正是批评界甘冒“庸俗社会学”之大不韪，而重提“艺术社会学”的由来。但这里的问题是：这种呼吁以及艺术本身，能对社会产生何种影响，还是不容乐观的。艺术不可能对社会构成直接干预——除非艺术家能够亲自进入政界发号施令；那种对艺术批判效力的缓慢性和长期性的强调，其实是有缓兵之计嫌疑的。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美术展览过剩、或说当代艺术过剩的时期，思想和影响更是朝生暮死，等着以后再慢慢来影响的遐想实在是太遥远了。

客观地讲：如果说这三十年来，美术对社会还能有一些影响的话，那么’85新潮美术算是一个高潮。文革刚结束的70年代末期美术，基本上是时局变化的呈现。从“伤痕美术”开始，已经具备了艺术对现实社会和民族历史的干预因素；但严格地来说，“伤痕美术”对文革的批判和控诉，实际上还是对当时定论的图像注解。最早真正具有批判精神并产生具体社会效应的，还是星星美展：不仅从艺术本体直接对之前的人事提出质疑，还引发了小规模游行。差不多同时进行的“形式美”讨论、“唯美风”、“乡土写实主义”等思潮，也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以来的“政治标准第一”的僵化艺术观念构成冲击，并开创了思想多元化的局面。

’85新潮时期，整个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美术界除了参照西方现代主义在形式上进行探索，更多地是直接参与社会问题、积极促成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进程。’85运动最大的功绩就在于它提示出：艺术应当与社会、文化问题同步。然而，美术对社会有限的影响力，在’85新潮时期达到了一个巅峰之后急剧下降。随着现代艺术大展的谢幕，艺术的颠覆精神逐渐被市场经济、商业文化、玩世泼皮、犬儒思潮、物质时代、海外展览、机会主义等因素诱惑并消解掉。艺术在整个90年代、直至今天，依然在自娱自乐或自我放逐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当代艺术展已经成为艺术圈内人士聚会喝酒吃饭、结识收藏家、画廊老板和策展人的最好由头，与艺术无干、也与大众无关。

美术影响社会的主要指标之一：对大众的启蒙，成为80年代中国现代美术最为显著的特征；然而，在90年代以来的当代艺术创作理念中，观众群体却被简化为艺术家们一厢情愿的虚构对象。很多完全出自艺术家想象和经过艺术家、批评家一番苦心联合推导出来的作品价值，在最终大众并未参与的情况下无法达成；更可怕的是，部分艺术家甚至完全不顾作品有没有大众参与，就认定作品设定的价值实现了。包括后来的伪前卫艺术，其斗争对象往往是假想出来的，特别是夸大意识形态压力。某个展览被封、某件作品被禁，成为伪前卫艺术家们津津乐道的事情，真正的先锋派从来不夸耀这些。’85新潮时期艺术对大众、对社会的责任感，在90年代的意淫风气和艺术高高在上的良好自我感觉中几乎丧失殆尽，这也导致了目前大众与艺术之间的隔膜越来越深，甚至是大众对艺术家工作的整体性质疑甚至谩骂：“这是什么狗屁艺术”，已经成为大众对当代艺术作品最为常用的评语。

近30年来，中国美术、包括其他艺术领域，从“对社会的影响”角度来讲，真是“一代不如一代”；尤其是90年代迄今，美术基本上没有对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产生什么作用，“艺术如同匕首”的比喻实在是自欺欺人。这也只有真正身处艺术圈中的人，才能切实体会到的。艺术家们能做的很少，站在艺术之外说风凉话，强求艺术对社会起作用的想法是不知就里的。以女性主义艺术为例：90年代以来，女性主义艺术在当代艺术史中成为一个突出现象；但实际上，女性主义艺术对于中国妇女权益和生存状况的改善并没有多大帮助，其意义仅局限在艺术内部：为女性艺术家争取了更多的参展机会和研讨会发言权。

世纪之交，一部分具有暴力倾向、或已踏涉“法律雷场”的行为艺术，因其“事件性”使得行为艺术一度引发社会讨论；但最终也仅作为闲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已，更不可能说：这些“事件”的意义在于提高了公众的法律知识水平，法学界也并未就此做出回应或深入研究。大思想家的未能出现，也是30年来美术界、甚至是整个艺术界的一个遗憾，这正说明了艺术对社会的影响是无法评估的；而社会意识形态却长期与艺术创作纠缠不清：一方面是主旋律美术的主动迎合；另一方面是先锋艺术与官方艺术“各玩各的”——实际上也还是在“先锋←→意识形态”这种二元折磨之中。抛却理想主义来说：美术影响不了社会，始终都是社会在影响着美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