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第二届中国美术批评家年会（研讨会）于2008年10月26日在北京通州运河人家酒店举行。年会轮值主席王林先生首先对年会最近一年的工作情况做简要汇报，再次强调年会是批评家自由联合的民间会议机制[ 本文引用各位批评家的发言内容，皆来自于年会整理的会议现场文字记录，并参考中国艺术批评家网以及艺术国际网公布的各位批评家修改后的发言纪要（包括现场录像），同时也适当依据我全程在年会现场的记忆。]，以回答年会内部以及艺术界对年会性质的疑问。与会批评家普遍反对年会形成体制，以免沦为与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类似的机构。但我想任何常设性的会议，都难免逃脱固定的模式。目前较好的局面是，批评家年会已经达成反体制的共识。

从反体制的原点出发，王林先生在后面的发言中更具体地谈到，他反对“体制策展人”的出现。王林认为随着中国官方把当代艺术纳入文化产业，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各地建立了很多美术馆、博物馆、艺术机构等等，于是就有不少人成为这些官方机构的领导者，或者是作为艺术家进去，或者是作为批评家进去，但是这些官方机构的领导者，对独立艺术家、独立的艺术思想和独立的批评意识有很大的操控作用。我个人深以为然，中国当代艺术与官方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在各大展览开幕式，甚至是学术研讨会上，很多官员以上级的口吻对艺术界人士进行教导，他们的言论基本上是对当代艺术浅薄的误解，在场的艺术家或批评家通常也不会认真去辩驳他们的观点。

但在严肃的学术写作中，批评家会涉及到对官方的批评，比如王林的《学术的体制化》，质疑学术的官方化，并坚持学术研究的在野立场。资深批评家因为人际资源的积累，与官方会有更实质性的联系，很难不被官方所提供的地位或经费所诱惑。王林的反体制姿态，对批评界和艺术界向官方靠拢的趋势是一种警示。吴鸿先生在下午的发言中也提出：必须警惕最近主流意识形态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怀柔政策。

遗憾的是，年会对中国当代艺术与官方的关系讨论的并不多，我个人认为这是年会极好的讨论主题。本次年会的会议主持人皮道坚先生，在主持人发言中简要回顾了年会确定议题的过程：最早是准备讨论今年艺术市场的风云突变，最后还是转到了对艺术批评本体的研究。在我看来，这种转变并不是简单地延续首届年会对当代艺术意义的再讨论，而是因为2008年有关艺术批评的众多事件，使批评本身成为关注的焦点——批评从来没有像今年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或争议，批评在艺术系统中的地位也从来没有像最近几年下滑得如此厉害。

皮道坚先生在发言中首先提到了语言暴力的问题——年会中有很多批评家都谈到这个话题，无疑是跟最近两年网络批评的兴起有关。不满语言暴力的批评家，其出发点是为倡导学科规范，认为争论应该在学术的平台上进行。但我看到网络批评家非常抵制语言暴力的提法，他们认为不存在语言暴力。程美信表示：从语言层面看，最高的不当也只限于谩骂或诽谤，还不足以达到人身攻击和批斗行为的暴力罪名。我想暂且将年会批评家称为正统批评家，以方便叙述。部分正统批评家要求网络文章不要曲解作者原意，他们经常会问：你看过我的文章没有？我认为语言暴力的确存在，但曲解作者原意的问题并不是只有在网络批评中才存在。正统批评家忽视了网络的快速阅读特点，网络批评家在归结对手观点时，不会费尽心思去揣摩作者的暗示性意思，怪只怪自己表述得不够简单清晰明了。

年会中大篇幅谈到语言暴力问题的是下午发言的杨卫先生，他曾专门为年会写文《语言的暴政与无边的民主》，回顾知识分子在中国历史上的两次位置大转移，其中第二次位移是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对文言文，并回到暴民中间。顾丞峰先生在接着杨卫的发言中反对语言暴力的提法，认为对当前艺术批评中出现的问题，用语言暴力一词来评价并不合适，因为暴力本身是伴随着权力，如果没有权力就不存在暴力。杨卫并未直接回应，但可看出他侧重强调契约，推崇20世纪80年代中国对启蒙话语的引进。管郁达在下午的发言中也提出：要回到人的基本启蒙，只有在正常的、多元的、相互包容的公民社会中，批评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才是有价值的。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张柠先生在发言中提出：网络最大的特点是信息太多，一篇好文章发到网络上，瞬间就过去了，永远被网络垃圾所覆盖。我非常反对张柠的提法，他所认为的好文章是哪些文章？而哪些文章又是网络垃圾？吴鸿在后面的发言中痛快地批驳了他的谬论：不能简单地以哪些文章对自己不利，就粗暴地断定为网络垃圾，这是一种自以为是、高高在上的“知识分子”姿态，动辄以“智者”的姿态来教导和训斥别人，话不投机便恶言相向。最后吴鸿反问：你在动辄指责别人“网络暴力”、“语言暴力”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专业暴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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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持人李公明先生在主持开场白中，对批评叙事与历史叙事之间的模糊、混同，甚至是替代表示怀疑。他主要针对的是最近几年对85新潮美术作历史总结式的批评著述，但可惜高名潞、费大为、黄专等先生并未到会。李公明先生指出，艺术批评过早地书写近距离的历史，产生的问题不仅是没有区分开艺术批评与美术史写作的基本方法，更深层的问题是这里面包含有权力与资本的运作，批评家在其中究竟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李公明先生提出的问题，并不是只有最晚近才出现的事情，艺术与批评在历史上无数次受到权力和资本的操纵。我个人更注意李公明提出的“艺术批评应该包含有政治叙事维度”的观点，尽管他在年会上没有充分论述，但我认为这个话题是有力度的，正如李公明先生所分析的：我们仍然处于改革开放从文化专制主义向民主自由的公民社会发展的阶段。

有关批评的政治维度，更为具体的分析是朱青生先生的诙谐发言，他调侃批评家年会的各大奖项评选之所以能够民主地推进，是因为它和目前村委会的选举一样，是最无关紧要的事情。朱先生一语道破中国的民主现实，接着他又严肃地指出：目前中国艺术批评中最危险的东西，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语言，它把中国当代艺术妖魔化，攻击中国当代艺术是西方文化危机在中国的扩散。朱青生先生斥责这种说法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证据上，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完全是富有煽动性、具有危险导向的言论。他建议批评家年会对这样的言论要有足够的警惕，因为这不仅会耽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也会耽搁中国现代化的进程。

我极其赞同朱青生先生的深刻观察，民族主义引发的保守和自大情绪很容易为政治家所利用。年会不仅要警惕这样的言论，更应该展开专题进行讨论和批判。有关民族主义的问题，我还注意到年会中有王璜生先生以具体事例分析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民族国家情绪的膨胀。他指出中国学术界现在强烈地批判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误解，正是民族主义情绪在其中作祟。王先生还提及西方理论界同时也在不断地追问中国人自己对中国当代艺术的认识究竟是怎样的？具体的精神根源是什么？可惜这一极有价值的话题，没有激起在座批评家的热议。

年会的讨论主要还是集中在艺术内部，郎绍君先生在发言中批判了进化论，倡导历史主义的研究方法。郎先生表示自己从1993年以来，已经不再参与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近20年来主要从事20世纪中国画历史的研究，兼作当代中国画的批评。郎先生建议批评家多做美术史的课题，多做相对深入的个案研究，他提交年会文集的《陆俨少的绘画》一文，叙述清新淡逸，以小见大，也达到了郎先生所说的“改变很多看法”的效果。但郎先生的发言从总体上显示出他对中国当代艺术没有太多好感，他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极端的个人化、恶俗和精神暴力倾向是很严重的，且“魔鬼多于天使”。

我与郎先生的看法正好相反，当代艺术仍是“天使多于魔鬼”。我曾写文《保卫当代》，认为尽管当代艺术危机四伏，但它仍然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活力、最有力度、最具贡献、最具开放性的艺术方式。对当代艺术的批评，不能是为了摧毁当代艺术，而是要使当代艺术更有活力。我在准备多做美术史题目的同时，也委婉建议郎先生做几个最近的当代艺术个案，可能也会改变他对中国当代艺术的现有看法。

水天中先生的发言进一步阐发李公明以三十年为阶段对艺术批评进行研究的主张。极巧合的是，中国现代史大致以三十年为一阶段：从五四到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从建国到改革开放，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现代艺术批评史的考察，可以尝试划分为这三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时段。水先生在发言中已经大略勾勒出最近三十年来艺术批评所发生的变化，但因时间关系没有深入说开，在后来对年会发言稿的修改确认稿中，也没有看到水先生进行更多的补充，但水先生从总体上的提示，对批评史的研究是有启发的：他认为他所说的变化，不仅仅是人的改变，更是问题的改变，以及批评的态度和风格的改变。

邹跃进先生的发言主要围绕批评家的身份问题，他引用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的说法，将批评家视为立法者，将美术史家视为阐释者，也是对李公明先生有关艺术批评与美术史写作差异的回应。贾方舟先生在下午的发言中表示不能同意将批评家视为立法者的说法，贾先生认为批评家是发现或者确认艺术准则的人，而不是立法者，因为真正创造艺术法则的是艺术家。邹先生和贾先生的观点并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的分歧，贾先生更多的是补充说明批评家和艺术家之间的关系，他认为批评的责任是需要不断关注新的艺术现象、发掘和扶持艺术新人，并确认新的艺术准则。基于这样的出发点，贾先生在年会上多次提到批评界应积极扶持年轻批评家，鼓励和容忍年轻人在对上辈尊重的基础上进行更大胆的批评。

鉴于如此开放的心态，贾先生日后对批评界的功绩，必是在提携新人方面写下重重一笔。相比之下，陈孝信先生则较为短视，他在年会发言中以80后、90后艺术家为箭靶，批评80后、90后艺术家不了解中国文化。陈先生长期倡导“中国文脉”，以传统文化否定和压抑年轻人的创造性，恰好体现出传统文化专制的一面。陈先生以出生年代为分界，笼统攻击80后、90后的做法，早已被学术界所抛弃。况且在年轻人的作品中，难道真的缺乏陈先生所说的草根性、批判性、人文关怀和现实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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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会还特地邀请了一些人文社科学者来参与讨论，他们中率先发言的是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单世联，其主要观点是：艺术没有使人立地成佛的力量，也没有制止罪恶与暴行的效果，有时甚至可能与邪恶相伴，成为残酷与恐怖的一个方面。单世联先生举了很多文学史的例子，与当代艺术没有太紧密的联系。我在下午的发言中曾直言不讳地表示：年会不应该过多地邀请人文社科学者来参与年会的讨论。当时我只是根据研讨会的现场效果所提出的建议，并不是反对学科之间的交流。人文社科学者的发言大多泛泛而谈，听众也昏昏欲睡，不少学者根本没有认真地了解过当代艺术，他们在发言中提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具体事实时，常出现知识性的硬伤，比如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的张念女士。更多数学者在发言中根本就没有谈及中国当代艺术，他们从理论到理论，使用的术语对中国当代艺术根本不起任何作用，与当代艺术的实践隔得很远，由此我认为这对年会的研讨效果无所裨益。

我注意到沈语冰先生的发言对此提出了疑问：艺术批评的社会学方法，艺术批评的政治学方法，艺术批评的意识形态分析，特别是文化研究的方法，这些方法是否适合对艺术的研究？他强烈呼吁，要注重艺术批评本身的学术研究，因为缺了艺术批评本身的学术研究这一链条，整个艺术生态就会失去平衡。沈语冰对其他学科方法统治艺术批评研究的不满，主要是因为他倾向于把艺术批评史研究作为艺术批评研究的根本链条；我对其他学科方法的意见，则主要是认为人文社会学科通常习惯把艺术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来看待，但当代艺术是充满个人性和主观因素的。

接着单世联先生发言的是广州《开放时代》杂志主编吴重庆，他主要介绍该杂志的编审过程，以及他们对论文写作的要求。他的浅显介绍，有给艺术批评的写作进行扫盲的意味，对艺术刊物的编辑也没有太多参考价值，因为他说的都是一些常规性做法，如“匿名评审”，以及“参考文献”、“注释”等最基本的写作规范。他甚至也不清楚最近几年艺术刊物的繁荣发展，我反而认为艺术刊物新颖的操作方法可供他们借鉴，对学术期刊的生存会有启发。

张念女士在谈论艺术市场时使用了一些概念，如艺术品进入市场的环节——从生产、交换、流通到分配，以及艺术发生学、产品交换等等，这些大的概念对艺术界来说，恍若隔世。她发言中唯一的闪光点是对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中“后殖民”概念的质疑，后殖民等概念无疑是张念女士的学术强项，她也较清楚地以印度人的后殖民经验为例，分析印度人要比英国人更加英国人的情况下才能解构英国殖民的力量——但是他们英国化不是把自己完全洗白。王璜生先生后面的回应显得含糊其辞，他较笼统地解释后殖民应该是殖民之后所产生的遗留的种种问题的综合。艺术批评与其他学科的对话本来应该在这个话题上充分体现，但是非常遗憾，全场唯一可能激发双方对话的题目最终还是没有展开，当时也并没有其他批评家就后殖民进行说明或争论，不免让其他学科怀疑艺术批评的理论水准。

孙振华先生恰好提出艺术批评在理论上的另一个问题，即批评家在理论的实践化方面所存在的缺陷。他认为美术批评界目前比较多的是采用人文式的、描述式的艺术批评，缺乏做一些比较客观的、有时政意义的批评工作。孙振华等批评家主张的社会学批评，目前在中国多偏离社会学观测和实践的程序和方法，如对社会需求、社会合作、社会体制、个体环境、自然单位、机构社区的观测，以及田野考古、数据测量、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等工作，因缺乏人力和财力的支持，实施起来困难重重。但最近社会学批评家还是不遗余力做了很多实际的事情，比如在年会发言中孙振华提及他对浙江做泥塑菩萨的民间艺人的调查，以及李公明2007年在广东农村绘制新壁画的活动。李公明特别提到这个活动的费用除得到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会的部分赞助外，所有参与者均是义务志愿者，不但没有任何报酬，而且各人须负担自己的食宿等支出。[ 李公明《论当代艺术的社会责任》，载《批评家》第一辑，第32页，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8年8月。]孙振华也在对年会发言稿的修订中，补充提起他曾写《1986和2004——从江苏画刊的两个年份看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要通过计算机统计这两年期刊的全部内容，并得出数据，这个工程很浩大，是请助手帮忙才完成的，文章的稿费抵不到写作成本的一只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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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首先发言的是鲁虹先生，主要谈到学术规范的问题——基于《美术焦点》批评鲁虹的专题事件。但是紧接下来的批评家发言并没有就此作更进一步的讨论。杨小彦先生在发言中提出了5个问题，其中第3个问题比较具体，他反对有人在网上对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进行全盘否定的观点，表示不能同意“中国没有艺术批评”的极端说法，但是因时间关系，也没有展开来谈。王小箭先生的发言基本上是说反对骂派，并声称自己是捧派。我比较反对骂派和捧派的二分法，它会吞噬掉批评家的其他工作。批评界根本不存在骂派和捧派的分别，没有人只骂不捧，也没有人只捧不骂。网络上纯粹的骂街，不属于艺术批评的范畴，但如果将尖锐的批评归结为骂派，就是对批评精神的亵渎。

徐虹女士则提出批评家需要回到写作，批评家需要向年会提供令人信服的、有分量的批评实践文本，才能不至于让人对批评家的身份产生怀疑。徐虹女士说出了一种现象：现在批评家不写作了，因为写作生效慢，其他社会性活动生效快。这个问题可以参考阅读高岭先生的《市场、策展与批评，你究竟选择谁？》。徐虹在发言中还对“学术的官方化”问题作了回应和说明，她首先认为批评家必须要有个人的思考，要从知识分子的身份和立场出发，与官方和市场保持距离，应该说“不”的时候就得说“不”。但徐虹根据自己在中国美术馆的供职经验，讲到具体的难处，譬如美术馆布置的任务，还得文化部领导同意，完全我行我素是不行的，除非辞谢这份工作，批评家作展览，有和官方的交道，也和市场有关系，很难做到完全独立。我想，批评家除了必须保持思想上的清醒，也需要有辞谢这份工作的魄力。

管郁达先生的发言强调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反省这些年来艺术批评、艺术市场和当代艺术发展面临的一些问题。他认为金融风暴对中国艺术品市场买卖是有影响的，但对真正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没有任何影响。这个观点可能过于理想化，艺术市场已经深刻影响到艺术创作和艺术批评，我想很多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心态，已经很难再调整回到2005年以前，更不用说20世纪80年代。但我也不同意中央美院余丁教授认为“金融危机提供了中国当代艺术进行重新洗牌的机会”的观点。中国既定的社会秩序、艺术秩序很难轻易撼动，中国当代艺术30年来也已形成或自然、或人为的势力格局，期望市场扮演搅拌机的角色无疑显得天真。

彭德先生发言一向语出惊人，此次年会他推出了艺术批评的一个新研究对象，即对口头批评的研究。彭先生自谦道：我的老朋友和年轻的朋友们都比我会说，他们的发言富有号召力、有感染力，他们在会议上发表的议论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文字文本，也超过了我说的图文互动的文本，影响很大。彭德先生的提法与最近几年有关中国当代艺术研讨会的频繁举行有很大关系，口头批评自然成为研究的前沿对象。西方语言学一直认为汉语更近于文字而非口语（说话），但在西方，口语有压制书面文字的传统。西方当代语言学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反抗口语高高在上的传统。目前中国当代艺术批评还没有从语言层面认识到对口头批评进行研究的价值。

正好谭天先生在接下来的发言中也提到对艺术批评本体的研究，他指出“实用”是中国艺术批评最好的一点，也是最大的一个缺点。他主张在研究实际实用的美术史以外，应该再寻找一条路做一些无用的、玄学的、形而上的美术理论和艺术哲学的写作。不过，我还是认为理论必须围绕实践才能展开得更充分。我记得吕澎先生在《20世纪中国艺术史》的前言中写道：要让学生对“艺术”保持持久的兴趣和认识，最有效的途径可能不是艺术理论，而是艺术史，这种取向在今天尤其显得重要。[ 吕澎《20世纪中国艺术史》，前言第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2月。]

年会讨论中最直接的争论是由陈默先生的发言引起，他捅破窗户纸，点名道姓摊开《美术焦点》批评鲁虹的专题事件，但实际上大家已经不愿再过多提到此事。朱青生先生认为这个根本不是年会的学术问题，只是纪律问题。王林先生也认为案例不是批评家年会讨论问题最好的方式，我们最终只是看文章，看这些文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分析、有没有价值。

主持人李公明先生根据现场情况，临时决定抽出半个小时专门就这个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美术焦点》该期执行主编杜曦云随即做了回应，杜曦云主要提出2点：1、要区分一下什么是语言暴力，什么是严肃的、认真的、较劲的学术态度，而不是只要出现批评的文章就是语言暴力。2、批评鲁虹专题事件打破了以往批评界的一团和气，对以往的利益和权力共同体起到刺痛的作用。

由于当时我是年会在座的、曾为该期专题文章供稿的唯一在场者，所以在最后的发言中我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专题不是为拉帮结派——至少我本人没有这样的愿望，同期的几位撰稿者之间也是有冲突的，比如我和吴味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我对他的文风有很大的意见。我对鲁虹先生历史主义批评方法论的不同看法，是在很早以前阅读他《为什么要重新洗牌》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时形成的。就《美术焦点》这期专题而言，我也认为其中有些文章确实不太规范，包括照片的问题，但是整个专题对鲁虹先生的批评，从理论上说是站得住脚的。基于这种学术争论的基础，我在会上呼吁年轻人要培养一种敢于和老一辈批评家进行学术对抗的勇气。与老一辈相比，年轻一代在某些学术领域里是存在优势的。我的出发点，是我坚信批评完全可以在学术交锋中推进。

在场批评家仅有顾丞峰先生对批评鲁虹专题的学术价值公开提出肯定，他认为在关于图像转型的问题，如何书写当代艺术史的问题——尤其在图像转型的问题上，前后的讨论过程对这个问题是有推进的。鲁虹先生在回应中说：顾丞峰说没有语言暴力问题，我觉得他的概念是混乱的，把严肃的学术批判和明显带有学术暴力的语言统称为没有语言暴力。事情的焦点又集中到“如何认定语言暴力？”对此，批评家之间始终是有分歧的。我相信有关语言暴力的讨论，在批评界将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

年会因为这个事件暴露出一些江湖气息，加上大量批评家未出席本届年会，使得本届年会较第一届年会明显多了不少江湖味道。未受邀参加年会的部分网络批评家，已经对年会发起抵制，其中一个矛头就是对准年会的江湖倾向。以后的批评家年会如何避免江湖色彩，又是一个不可小觑的问题。但从总体上说，我认为第二届年会还是提出了很多值得再深入讨论的问题，一味反对年会并不是理智的做法。

2008年11月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