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山花》2006年第1期
身体（body），是多维度、多层次的存在，有其自身的力量，同时，又与对其进行塑造、刻写、渗透的自然、社会、文化复杂互动着，它既是自然的产物又是文化的产物，并总是处在特定的历史时刻，以至其规定性随历史、地域、种族、性别……而生成、变化着。
西方文化从柏拉图始即建构了以逻格斯为中心的形而上学，以至于之后漫长的形而上学史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对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注解。柏拉图认为不灭的灵魂可以脱离身体而独立存在，而身体是短暂的且总是充满低俗、污秽、愚蠢、罪恶。在有生之年，灵魂有尽力摆脱身体的烦扰以接近、通往纯净的真理、智慧。灵魂与身体的关系引申出一系列的二元对立：真理/谬误、高尚/低俗、永恒/短暂、无限/有限、纯洁/污秽、善良/邪恶、文化/自然、男人/女人……。之后，灵魂与身体的二元对立在中世纪的宗教神学中得到改写，上帝成为万物起源、宇宙中心与终极道路、真理、生命。追求世俗之欢爱的身体是被邪灵所占据的，为了让灵魂与神同在，必须要捆绑世俗之身体。
在从中世纪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人祛除了对永生之神的执迷，却又陷入对人在世界中的脆弱、有限性、偶然性、不确定性的焦虑之中。怀疑一切之后，笛卡儿找到了确定无疑的“阿基米德点”——我思，同时，他把精神和身体在类型上彻底分离，二者是绝对差异的，精神不具有物质的广延性却具有思维能力，而身体具有物质的广延性却不具有思维能力。于是，他清除了身体之中所有灵魂的残余而把它确定为一个纯粹物质性的领域，它的物质性使它成为科学观察的对象，而精神则是凌驾于身体之上的。主体的实质性标记是我思而非身体，只有精神性的我思才能达至真理，而盲目的身体是无足轻重的。启蒙精神被视为人通过运用理性而达到其心智的“成熟状态”，以摆脱他自己导致的“监护”。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成熟而虔诚的新教徒们那聚敛财富与禁欲主义的生活伦理在西欧资本主义的发生学的意义上具有积极作用。丹尼尔•贝尔由此而认为消费主义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一个方面，并为它对新教伦理的消解而扼腕叹惜。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仅仅靠勤俭节约是不够的，因为生产出的商品如果卖不出去，是无法获利的。因此，消费主义文化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活方式的“合法性”方面有重要的建构作用。与韦伯同时代的约翰•拉斯金当年就痛陈：“作为制造商，你们一定要牢记，你们的事业是要像供应市场那样来形成市场。但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情，至少你们的一生将成为破坏公众情趣和鼓励公众消费的一生。你们用艳丽的商品所获得的购买者的偏爱，肯定是基于他们的虚荣心上面；你们用新奇产品创造的每一项需求，也就在消费者中滋生一种不满足的情绪；而当你们隐退，过上赋闲生活时，你们也许还会回想起作为晚年的自娱，想起正是在你们过去的生产活动范围内，你们的一生成功地阻止了艺术的发展，败坏了人类的美德，混淆了你们国家的行为规范。” （1）
20世纪，以福特主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大规模使生产进入标准化、规模化的新阶段，大规模的生产要求大规模的消费，这成为大众消费的整体性兴起之契机。而灵活、机动的后福特主义更进一步扩大了消费的范围，加快了消费的步伐，创造了刺激、控制和引导消费的更为多样的形式。在当代社会中，身体似乎不再被压抑、规训，反而被消费主义所鼓动、纵容；于是身体由痛苦、愤恨的呼吁、呐喊转为快乐、兴奋的呻吟、尖叫。但这对多维度、多层次的身体抑或是更深的异化：以金钱为媒介和以个人成功为引导的商业意识形态十面包抄，让身体被知识-权力所审查、改装、置换、延搁，处于一种由企业或政治生物官僚制度操纵的集体商业麻醉状态和虚假满足中。
权力的运用并非简单地对被动身体的控制，而是生产出身体、欲望来。作为生物身体，对简单生计需求的满足使消费具有首要性，并因此使得满足此类需求的生产变得合理化和理性化。当然，多维度的身体的需求绝不仅仅限于生物身体，但在消费主义的时代，消费者并非天生的，身体的需求是被生产商品的部门所生产出来的——商品生产着欲望，生产着“消费需求”。商业意识形态通过无所不在的话语竭力赞美、怂恿身体，不停地摧毁身体的陈旧需求，从而激发起无尽的消费激情，使身体被新的圣灵所充满、引导，疲于奔命地追逐其永不停歇的未来主义式生产。而其所开列的先于生产的消费清单早已远离身体的理性需求，让身体沉浸在“与商品同在”的消费主义“以马内利”的幸福中，并由此催生出恋物癖的“精神分裂”状态。“很显然，当我们第一眼看到这美仑美奂的物品时，简直有种看到天女下凡的感觉。我们不能忘记：一件物品是超自然世界的最好信使——在一件物品中人们能很容易就一眼看出本原的完美和缺失、隐避和辉煌、生命转化成物质（物质比生命神奇的多），一句话，一种只属于童话世界的沉默。D.S型汽车（即女神）拥有只属于彼岸世界的物品才拥有的一切特征（也许公众至少第一眼就不约而同地将所有那些特征赋予给了她）；她是18世纪的嗜新狂和当代科幻小说共同追求的对象；‘女神’是第一艘当代‘鹦鹉螺’战舰”（罗兰•巴特）（2）

而且，这种商品意识形态的无限传播使交往性的身体(communicative body)处于集体感染中，按广告宣传来娱乐、消费、生活，去爱和恨别人所爱和恨的东西。看似主体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伸展，其实是在消费主义营造的迷雾中深深迷失而无法分辨真实与虚假需求，尼采多年前的谶语依然百试不爽：“我们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无论他们是多么热衷于想象和谈论他们的‘自我中心主义’，却终其一生不曾为他们的自我做过一件事情：他们的所作所为全都是在为他们的自我的幻想效劳，这种幻想是在他们周围的人的头脑里形成并被灌输到他们的头脑里——他们全都生活在一片抽象和半抽象的流行意见的捉摸不定的迷雾里，象做梦一样评价和被评价着……一个离奇古怪的幽灵世界！……这种习惯和意见的迷雾几乎独立于生活于其中的人群而存在和生长，对于通常所谓的‘人’的观念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使这些对于他们自己一无所知的纭纭众生对于苍白的抽象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虚构——反倒坚信不疑。”（3）
而性、毒品等的泛滥，即使不是为了缓解生产身体（productive body）日益严重的紧张、焦虑或在一个梦想无法成真的世界里保存一点世俗欢乐的梦想，也未必意味着身体的“解放”。快乐是多元的、多维度的、流动、变化、生成的，而非一味沉溺于感官享乐中。当身体被感官消费所编码、快乐被文化工业所塑型、欲望被知识话语所改装时，权力已把身体变成了性怪物。即被建构的“解放”了的身体，恰是建立在商业化的价值体系之上的被异化的身体。
这种消费主义对身体的生产、改写使身体成为了快乐的消费机器，消费成为身体在不确定的世界中确定的“阿基米德点”，它既是人们据以认识自身和他们的现实生活的意义体系，也是构造他们自身以及他们的现实生活的力量，笛卡儿式焦虑由此得到解决——我消费，故我在。于是人生的目标就是——作一个成功的消费者。如此，透支未来的及时行乐和不顾他者的唯我论应运而生。除了功利性外没有任何社会责任感、义务感的“自我实现”似乎是高贵而健康的追求；穷奢极欲大快朵颐的身体因营养过剩引起的肉体病变发愁，却不会为他者因贫困而苦苦挣扎在生死线上损其胃口；私己的快感、工于算计的交换性关系使基于商谈伦理、真诚性要求和理想言谈情境的交往理性举步维艰。
不仅如此，在消费过程还逐步构建起了经济理性主义与科学技术联合的新型社会统治方式。体现为知识的权力宣称其服务于广泛的人类需求而且是高瞻远瞩的，是美好生活的唯一源泉。而且它以分享财富和权力为诱饵来使身体恭顺从而减少、放弃政治参与。陷入消费主义网络中的身体在消费、休闲、娱乐的满足中抚平了创伤，从而不再反思多维度的需求和权力对其的削解、压迫，放弃了政治诉求和批判精神。所有的权力都将是合理的，只要它能保证其慰籍性措施。于是，民主程序的精英主义理论和使行政权力得以理性化的技术官僚式的运作步骤、身体对公共社会的不介入主义，使得政治身体（political body）被解政治化(depoliticization)，从而权力（体现为遵循非人化的“最佳效率原则”的科层制）得以更深入、透彻的控制身体。
针对权力的随时随地、无孔不入的渗透，身体理应反抗，而且应随时随地的反抗，从而解放潜在意志和欲望。反抗并不外在于权力，而是与权力共生的，只要存在着权力，就存在着反抗的可能性。所以，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反抗。身体与权力的搏杀是永无止息的，身体自身灵与肉的角斗也是如影随形的。要抵抗权力就必须付诸于“行”而非只流于“知”或悲观消沉，权力越深入、透彻的控制身体，身体就应越积极、主动的全面反抗。“人是自由的——区别于他们拥有自由的权利——只要他们行动，而且在行动中；因为自由和行动，是一回事” （阿伦特）（4）。而且，既然权力是知识-权力从而散在于身体的方方面面，那么，反抗并非仅仅夺取政权，而是需要如福柯所言“改变我们自己、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灵魂和我们所有的旧‘认识方式’”（5）。在此，身体应该是自我把握的身体——一个在自由的实践中自我创造、自我建构的身体。因为，“如果不存在既定的主体，其实际结果只能是：我们必须把自己当作艺术品来创造”（6）。正如：反对快乐配置的支点，不是性欲望，而是自我发明、创造的各种无器官的身体和快乐。最后，我们重申他对身体的自我技术的定义：“允许个人运用他自己的方式或借他人之助对自己的身体、灵魂、思想、行为、存在方式施加某种影响，改变自我，以达到某种愉悦、纯洁、智慧或永恒状态”（7）。
注释:
（1）《日本的资本主义——以战败为契机的战后经济发展》，都留重人著，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译，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168页
（2）《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奥尼尔著，张旭春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97页
（3）《权力意志》，尼采著，张念东、凌素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 77页
（4）《哲学的历史》，奥利弗著，王宏印译，（太原）希望出版社2002年版，167页
（5）《福柯的生死爱欲》，米勒著，高毅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5年版，394页
（6）《后结构主义思潮与后现代社会理论》，夏光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244页
（7）《透支的想象：现代性哲学引论》，沈语冰著，（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版，26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