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批评家奥里瓦曾说过，批评家应是艺术家阵营里的敌人。在我们国内来说，这句话刚好相反，批评家恰恰是艺术家的朋友，大家不是“敌人”的关系，而是“共谋”的关系。所以这里面导致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批评何以独立”？　　
很早的时候，大约是90年代中期，王林老师在《江苏画刊》发表过《批评的独立》一文，水天中老师也曾谈过同样的问题。我是没有资格来谈批评的独立的，因为我并没有经受过考验。我想，即使是前辈批评家也几乎没人经受住了考验，可能有，也是极少数的几位。因此，对于批评独立性的问题，我觉得我是没有资格来谈的。
　　但是我想谈其它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批评的范式和标准。也就是说批评家应拿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和方法去面对批评。今天会上很多批评家都在谈丹托的理论，刚才沈语冰老师也谈了丹托的“艺术的终结”的观点。我想说的是，丹托所说的“艺术的终结”实际上就是批评范式的终结。他用线性的方式将西方的批评传统划分为三个范式，一个是模仿现实，即古典主义的标准；一个是格林柏格说的现代主义重新回到媒介的方式；一个是1964年，丹托发表了《艺术世界》一文，强调了艺术与观念，艺术与体制的问题。丹托非常明确的认为，因为杜尚对现场品和艺术品之间的颠覆之后，尤其是安迪•沃霍尔创作的《布里洛盒子》以后，这里面就涉及到如何界定“什么是艺术品”的问题。因此，丹托用这三种范式呈现了西方艺术的发展历程。就目前我们中国美术界的情况来看，因为我们的情况特殊，我们不可能像丹托那样有着线性的发展历程，因为在中国美术界，前现代的、现代主义和后现代的风格都同时存在。所以，当批评家面对这些多元形态的作品时，咱们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标准去开展批评，这里面就涉及到批评范式和批评标准的问题。
　　第二个我想特别谈到的是批评的方法论，因为这个是高名潞老师，包括在座的很多老师都提到过的一个问题。但是方法论并不是像一些批评家认为的那样，简单地将其看成是一种批评工具。但是，我想说的是，方法论的出现背后刚好是整个时代文化或者是思想积淀的结果，包括我们说的结构主义的方法，格林伯格的形式主义，等等，方法论的背后实际是思想观念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不能把方法论庸俗化。
比如说方力钧的画卖得那么红，我们能不能用新的方法对方力钧作品的大头图像进行研究？例如，这种图像是怎么创作出来的，他的画画了以后到底又卖给了谁，谁在接受这些图像，谁在欣赏他的画？如何对方力钧作品进行研究，以什么角度切入，我觉得这就涉及到方法论的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批评如何才能学科化。就拿我个人的情况来说，这里就涉及到批评的学科化问题。我最早是王林老师的研究生，后来考了易英老师的博士。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座的很多老师都到川美来做过讲座，当时岛子老师做系主任，所以很多老师都带过我，但这里面给我思考的又是什么呢？我觉得除了要感谢教过我的老师外，那么，对于国内像我们这代年轻人，或者更为年轻的学生来说，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幸运了，因为他们几乎不能接受学科化的、系统化的培养。我们的成长都是老师带徒弟这种方式，遇到好的老师带动我们，我们就逐渐在这个过程中成长起来。但是，中国没有批评学科，而且这种学科也没有得以建设，那么批评的后备人才又怎样培养呢？
另外，像建立学科化就涉及到各种材料问题，现在读书都是由老师给我们提供材料。例如，学科化后，它的教材又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国内的批评家大多还是拿80年代的理论来从事批评，这是非常滞后的。我觉得，我们可不可以把西方当代的东西介绍过来？当然，这不是说西方当代的东西就特别的好，而是说有这个必要性。今天我听到沈语冰老师说，他们正在翻译十几本西方当代的批评文集。就我所知，国内还有易英老师、常宁生老师，以及在座的朱青生老师也在做同样的工作。我想，如果说国内有五十本新的方法论或者说西方批评界最当代的著作被翻译过来，这必将改变咱们批评界的现状，以及解决好批评方法的滞后性问题。
所以，我觉得对于我来说，今后也就是致力于批评的学科化建设。比如说做一些基础研究，教教批评方面的课程。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我肯定是感谢我的老师们、感谢前辈们的。谢谢大家！
（发言在集结成稿中有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