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瑟•克莱门特•丹托（1924年-）曾担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职位上退休后，从1984年开始一直担任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国家》杂志的艺术批评撰稿人。该杂志属于温和的综合杂志，拥有广泛读者群。当年（40年代）大名鼎鼎的美国艺术批评家格林伯格也曾担任过艺术专栏撰稿人，也算得是美国艺术历史中的一个知名媒体。所以，有此依托，丹托才在今天获得了如日中天的批评家声望和影响，大有谈艺术不谈丹托便有点不知魏晋的嫌疑。即便如此，世人尚不知丹托久矣。何以故？丹托在1964年即有感而发表了他的《艺术世界》一文，但当时仅限于美学专业圈内，尚不足以为现实中的艺术世界以道里计。也是，一种理论的诞生，就如一种新鲜艺术的问世一样，何以笃定了要为世人所理解、所认同呢。所以，在多年以后，丹托先生已经博得权威的艺术哲学家与艺术批评家威名时，仍不忘当年受到忽视的景况，也许要唏嘘不已一番吧。读者读本书当会有此察觉。

不过，我们对丹托是充满敬佩的。他从1984年到现在一直笔耕不辍，佳作迭出，批评文集一本连一本问世。想想一个退休了的老人，本该颐养天年的，还孜孜“较劲”于当世的艺术现状与艺术问题，能不钦佩与激励吗？人的智慧愈老愈醇厚、人的意志愈老愈弥坚，而不是退居赋闲不求作为。也就是说艺术不因年轻而奋进，也不因年老而衰退，真正有助于艺术的应当是执著与认真，无论是创作、还是批评，对艺术的作为要永远都发自坚实的精神信念。答案可以不同，但坚守艺术却始终如一，这才不枉了做艺术的人。正如这本书是丹托80高龄的著作，而在2005年他83岁又出版《非自然的奇迹》批评文集，其旺盛的批评精神可见一斑。甚至我们可以期待他还有更多的佳作问世。

这部书是丹托2001年在美国哲学学会东部分会年度会议上的演讲录，是丹托当代艺术哲学的第三部，第一部是1981年出版的《普通物品的转化》，第二部是1997年出版的《艺术终结之后》。在这部以美为题的书里，丹托又重新思考了当下对美的认识。我们知道现代艺术与当代艺术远离于美，创作着另类的图像形式，其背后有着种种为现/当代艺术辩护的理论根据。而对于美的认识，现代前卫艺术的最大贡献就是将美与艺术的关系给分离开了，从而使得艺术多样而复杂起来。这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不知道这一点就难以领悟美在西方艺术中的关系。

西方曾把美学看作是通向哲学的一条特殊路径（杜夫海纳，1980年），实际上是在研究哲学，并不以解决艺术问题为最终目的，虽然也主要涉及艺术问题。但是作为艺术哲学的美学，则不一样，是以哲学思考艺术，不是进入哲学，而是进入艺术。这样，关于美学的研究就会形成不同的研究目的和取向，最终对艺术的关系和距离是不同的。

在当代社会，社会性的艺术状态的热闹程度远远超过想象。这种想象随着与艺术的接触的多寡和程度，而差异很大。事实上，艺术的状态最需要理论的介入，没有这样的介入，不会突破哲学理论和美学哲学的研究。而艺术没有这样的理论化的哲学介入，同样不能将艺术的研究推向深入，提高多样性的思辨认识。存在的艺术状态急切需要理论化的研究，进入到艺术的现象与事实中，而不是从理论到理论，从文本到文本，固然研究成果最终都是文本，但介入式的文本是直接的、有体验的、与艺术事实相隔不远、能够让阅读者体察到文本的体温。否则，离题万里、人云亦云，最后不知所以云。

没有美学之前，有哲学，哲学没有将艺术据为己有，甚至有点排斥；而有了美学之后，美学试图将艺术的阐释权据为私产，对艺术进行了长达两个世纪的霸权，将所谓的“美”的绳索套在艺术上，制约着人们对艺术的认识和创作。幸亏艺术是来自现实生存中的感性活动，有着自己的血气，不可被遏制，抗争着顽固的美学的话语压迫，才有了现代主义艺术的开始，才突破了美学的藩篱，才动摇了两个世纪的美学地位，逼得视为至尊的美学改为艺术哲学，不再敢于居高临下或蜗居在文本中自恋地演绎着概念游戏。

丹托是美学家，而且曾是分析美学哲学家，对经典美学有相当的切实研究和造诣，但幸运的是，如丹托自己所言，有幸生在艺术繁华、热闹的纽约，才见识了真实的艺术状态，才没有被美学压住，才冲破美学自设的牢笼，转向艺术的哲学美学研究，也就是艺术哲学批评。他介入艺术，不是为了重新建构一套美学的宏大叙事，而是厘清艺术的历史哲学问题、艺术的现实困局、艺术批评的行为所在以及在当下的后历史时代，艺术该怎么样。其思考之广、思辨之切、态度之诚挚，都是一种典范。同时，也说明了当代的知识生产，是跨界行为的居多，而且越是跨界，越是产生新的知识点、新的思维视角。正如艺术家的身份，是可以置换的、变动的；同样，艺术批评研究也并不是限制在艺术界中，但其他知识领域介入到艺术中，也并不是文本的转换或一种批评语言的操作切换，这需要进入，放下身段，走进艺术，而且是广义的一切存在的艺术，尤其是作为属性的“当代艺术”，这样，才会有跨界的效果，有具体的针对性，有真切的理论深入。所以，进入当代，才有跨界学术行动的倡议和实践，众多学界学者才亲切地走进艺术，与艺术对话，这样才产生出丰富的艺术哲学乃至批评研究和知识成果。可以说，艺术哲学批评的形成，是当代艺术与哲学无缝结合的产物，是两种思维形态的融合，也是当代人类知识进化的结果。

美，不是艺术专属的，也不是艺术的唯一追求；而艺术可以有多种模式，美也不是它的敌人。对于美学研究则不能仅仅局限于美的概念，似乎美是美学研究的唯一选项。众多美学研究与美学教材陷于这个单一概念的仍然不在少数。那么，美对于艺术呢？至少在丹托的艺术终结论看来，现在的艺术已经过了对美深恶痛绝的时代，艺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需要美，因为有生活中的美的诉求，那就让美存在，但不能说美是艺术的堕落，谈“美”色变，奇丑怪乱才是现代艺术；艺术当是把艺术做好，既可有视觉的感性愉悦，也可以有知性的思想观念，当代艺术恰恰是开放的。关于当代艺术，丹托给出他的看法，那就是他的后历史艺术观——艺术终结之后的多元艺术。怎么理解？多元是什么？是异质？是差异？还是那句响当当的口号（“当代艺术就是乱搞”）？或者说，“美”在当代艺术（或后现代艺术）是否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因该说，从当代艺术实践去讨论“美”，要比从“美学”理论体系的范畴去争执要来得切题和深入。这些问题需要有智慧去思考。丹托凭着温和、敦厚，没有大声责骂，但是娓娓道来、条分缕析，为读者开启他的思考，用他的思考来启示我们的问题。

美与艺术形成两种对立的诉求关系。一种是现实的态度。现代主义因为看到了一个不美满的世界，所以拒绝美的表现，创造了形形色色的视觉世界。另一种是理想的态度。人类充满了理想，希望在不完美中创造完美，创造美。但是这两极的态度各自向极端拉伸，到了一定极限，又向各自的对立面回归，形成多维发展的艺术追求，所谓多元的艺术正是这种现象的表征。也正是天不灭，道亦不灭在人类的心灵世界的体现。明乎此，无论如何言说艺术的终结，我们都不会愿意艺术的世界堕落，更不希望现实的世界堕落。但现实与艺术的互动并不给我们一个肯定的答案，让我们乐以忘忧、陶醉于虚饰的假相之中。

当代艺术因为远离了“美”的观念，造成了世人不识的困惑。可以有种种后现代理由去解释、论证当代艺术，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代艺术不是那种世人在惯性中所理解的艺术，不是那种风花雪月的艺术，也不是那种歌舞升平的艺术，更不是那种趋附风雅的艺术；也许当代艺术是另一类社会化了的政治艺术，是意识形态味道浓浓的当代写照，诚如书中所写。回避这一点，会任由滥用“当代”名号，正如“美”被滥用过一样。今天，当代艺术在中国也成为被广泛关注的对象，意见不一，这正好需要人们展开热烈的讨论和批评。我们不仅缺少足够的当代艺术，还尤其缺少多层面的当代艺术批评。从纯传统艺术角度去看当代艺术，如雾里看花；不从艺术角度去看，又存有是不是艺术（批评）的疑惑。当代艺术已经是一个当代性与艺术合成的一体单元，二者不可须臾分离。面对世界中的艺术，我们需要分清：当代艺术与一切以往艺术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没有这样一个界限，我们只能是对当代艺术隔岸观火，说不不到实处；否则，又误入祭起“美”的大旗，来讨伐当代艺术。这一点，丹托也注意到了，所以他给出了艺术可以有多种“模式”的药方，就像十八般武器，剑戟枪棍、腾挪砍打，不一而足。

由此我们想到，在国内当前的大学教育课程设置里，美学课被视为理解艺术的门径。如果翻阅一下这些教材的体例和内容，很显然它们不足以理解全部的艺术，甚至给学习它的人带来困惑：为什么现当代艺术是那样的？这样的美学为什么不能做出阐释？这些核心问题恰恰在这种美学教材中付之阙如，要么就抱着鄙视和轻蔑的态度。而且从事艺术创作的人也在学习这种教材式美学，显示了在中国语境中人们对美学的巨大期待，希望从中获取艺术的奥秘，想让美学具有芝麻开门的法术效力。经历过、学习过中国教材式美学课程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这样的美学与当代艺术实践远之又远，仅仅是“美”学，而非关于人类全部艺术的“美学”。在大洋彼岸，美学也有这类似的景况，所以丹托宁愿把关于艺术的“美学”称为艺术哲学，给“美学”减负，建立真正关于艺术的“美学”，而非为美学而美学，以为美学就是关于“美”的学问。我国的“美学”从80年代的轰轰烈烈中冷却下来，正说明了它在艺术现实面前的局限性。例如评价中国新时期的各样艺术用“美”作核心词汇无法应对裕如。用“美”去认识现当代艺术，更是无从下手。而近二十多年来的社会发展与艺术现实的进展，又要求我们对它们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人们迫切希望有真正的艺术哲学回答这些艺术的问题，呼唤一种真正的艺术思维哲学的诞生。丹托的这部著作也许带给我们一些启发和警示。

（《美的滥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4月，1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