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一个世纪“西化”的艰难历程中，政治经济现代化正在转型而成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而文化方面却在全盘西化中出现了令人不安的文化透支和文化赤字，而且这一“文化症候”仍然没有引起中国学界注意。

百余年来，中国学会了拿来主义，而且是全盘地“拿”。一组数据颇能说明“拿来”的成绩。徐维则在《东西学书录》中认为，中国在1860年以后翻译西书555种。而我在国家图书馆和北大图书馆作了调查统计，20世纪中国翻译了西方大约十万零六千八百余册著作，而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我说的重点不是古代典籍而是翻译20世纪的中国思想著作)仅仅几百册，其中翻译较多的是王国维《人间词话》等，而20世纪末翻译较多的是一些当代作家作品，其他现代中国学者的著作译成西文的则微乎其微。事实上，情况比这更为严重：“当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极不对称和巨大的翻译逆差，使得当代西方读书界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西方发达国家的大书店中‘最多的是“风水”、“易经”、“八卦”、“菜谱”’，当然还有一些有关形形色色的不准确，甚至是歪曲我们中国现实的图书，很少有真正深入浅出地介绍中国文化和以西方读者喜闻乐见的形式和内容出版的介绍当今中国的图书。”(王有布《中国文化的世界地位》)此类现状不容忽视，这种巨大的文化交流逆差已经引起中国翻译界的严重关注。

王尔敏在《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中广泛地收集了西方翻译中文书，上起先秦，下至近代。全书提供了几组重要数据。一是西方翻译编纂中文字典的数量：“西方学者已编纂中文字典为最早，其代表1620年金尼阁所编之《西儒家耳目资》(Vocabulaire Chinois)。为时乃在明末，自然远在康熙字典之前。以数量而言，自1620年以迄于今，约计有一百五十余种之多”。二是西方翻译中国思想文化与历史书籍的分布情况：“《老子》译本多达一百四十余种，其次《四书》译本在百种以上，《庄子》译本近三十种，《诗经》译本达二十余种。及至简略的《三字经》，亦有十八种译本，《千字文》有十一种译本。”三是统计了几百年西方翻译中国图书的基本总数：“搜录了西文所译之长短文献共计三千余种，分类编排，成此书目。”四是翻译成西文的文字有“英、法、德、俄、拉丁、希腊、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瑞典、挪威、土耳其、捷克、保加利亚等文字，内以英、法、德三种文字最多”(王尔敏编《中国文献西译书目》)。但我注意到，王尔敏这部书主要展现了西人翻译中国古籍尤其是先秦古籍的状况，而未能清楚展示西方人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情况。遍翻全书，很少见到西人翻译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这与中国20世纪全面翻译西人著作达十万册之多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种文化交流的巨大“赤字”，使人不得不陷入深思。21世纪我们仍然要继续大量“拿来”，但必须弄清拿来之后怎么办。换言之，我们坚持“拿来”，但是不再满足于拿来。因为“拿来”从本质上说仍然是急功近利的，这在科技层和制度层上可以立竿见影，但在文化层和宗教层却冲突迭起。我坚持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

我清醒地体认到，思想文化的翻译和输出困难重重。翻译书籍在中国并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中国历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译高潮。第一次是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第三次是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第四次是新时期八九十年代的对西学的全面翻译。这四次翻译高潮使得中国学术有了新的知识谱系和学术增长点。“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中译外”的气魄应该说与国运紧密相关。从时间上看，20世纪初期和末期是翻译的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翻译西学达到了高峰。但是，20世纪中国学者著作翻译成西文的情况不可乐观。因为条件所限，若干统计调查的结论还有待进一步证实。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中西翻译著作出现了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国翻译西学几乎是西方翻译中国20世纪著作的100倍。中西文学作品的翻译，有人认为西文翻成中文的是中文翻译西文的十倍，其实远远不是这样。仅仅就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近三十年的翻译而言，翻成西方的中国著作仅仅33本，而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的则达到近千本。从中不难看到西方对现代中国思想关注的程度。

在我看来，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西文，仅仅依靠马悦然等汉学家的译笔是远远不够的。同时还应该充分考虑到新一代华人文学问题、中国哲学宗教思想翻译和史学考古思想翻译问题。只有整个民族都重视对等的“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中国文化的复兴和文化生态重建才能够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真正意义上的人类交流，是思想文化交流，可分为三个层面：思想文化、艺术文化、实用文化。停留在实用文化，宣扬民俗和风情，仅仅是一般层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学层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内部神经。很长时间内，西方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大多集中在器物类工艺层面的“中国形象”：茶、瓷器、丝织品、工艺品(漆器、玉器、景泰蓝)、建筑园林(17、18世纪)，而对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尤其是20世纪和当代文化理解相当缺乏。明清文化输出的大多是过分精致的器物：鼻烟壶、蛐蛐罐、景泰蓝等，显示出中国文明气象的日渐收缩——从新石器时代陶器的朴拙自然、商周青铜器的雄浑大度演变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致。这一现状提醒我们应该注重思想文化和艺术文化的输出！

我提出新世纪中国文化“输出”时，有人担忧中国是否具有输出的资本。按照这种逻辑，中国一无所有，落后西方很多，天天说落后就要挨打，居然还要说输出，简直是异想天开。其实，中国自先秦以来就有诸子百家群星灿烂，出现了众多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科学家，而在当代西方获诺贝尔奖的科技方面也有不少中国人，同时中国还有20年独特的现代化经验。面对当代的西方中心论、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等文化思潮，中国在努力学习西方现代化的同时，应该在文化上有所作为。中国当代文化不能总是依赖别人，靠知识输血过日子，也要有自己的东西作为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藉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巨大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生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

当然，西方对当代中国的研究兴趣也在增长，这无疑为我们的文化输出准备了一个好的文化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