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基弗作品，深为德国人反省二战灾难的忏悔精神所感动。对比中国当代艺术对于历史的集体失忆，不由得令人喟叹。

80年代初，正是一批青年艺术家出于对文革历史灾难的反省，创作了反思——乡土艺术，其真切的人文关怀感动了整个社会和一个时代。从那以后，艺术家出于对现实主义官方化的反感，走向形式主义或表现主义，着眼于艺术史变革而离距现实生活。在经历了′85美术思潮和′89政治风波之后，中国艺术家介入国际文化资讯背景，学会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如何以中国方式出场并取得成功，其策略有如9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由此，中国文化符号特别是政治文化符号被广泛利用，而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和历史经历，则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出于对后现代消费文化心态的迎合而被淡化、被抹除。我们有的是艳俗与情色、调侃与快乐，有的是追随昆斯、赫斯特而然后过之无不及的艺术行为，但极少张扬社会正义、充满人文关怀的创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生活突然一片阳光，轻松加愉快，再加上成功后的堕落。

就在不少艺术家以5位数美金计算自己的画价时，我们不要忘记一个下岗职工的低保金不足三百元人民币。而在世界范围内，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仍然保持着私人资本对集体创造——包括生产者与管理者——的剩余价值的占有。不公正的事情遍布全球。贫困与饥饿、流血与恐怖、失业与辍学、受辱与受苦、无望与无助，多少人处在边缘和弱势状态之中，这些连政治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我们的艺术家有多少人在关心？“消解人文热情”的口号，是否意味着取消对人的同情、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如果所有的艺术家都成为利己主义者，艺术的价值何在？艺术解放自我的目的，应该指向每一个自我，艺术是关于人而不仅仅是关于自我的解放。

2000年在我整理和编撰《与艺术对话》的时候，重读了过去和艺术家的交谈，再度感受到当年艺术家对于社会的责任和对于生命的道义，联想到90年代以后艺术家竞相肤浅、拒绝深度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内心难免悲哀。中国艺术家在追求成功的时候，把自己变成了一往无前、义无反顾的当代阿Q，不仅对身边的苦难麻木不仁，而且对历史的罪责熟视无睹，更有甚者，居然嘲笑责任，道义与良知，从游戏艺术到游戏人生、游戏知识、游戏有史以来的精神追求。真不知道这种国民真诚和集体记忆的缺失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在什么时候结束。只有当我看见陈丹青的油画、隋建国的雕塑、王川的装置、宋永平的影像和何云昌的行为时，才感到稀须的安慰，感到中国还有人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和淋漓的鲜血，敢于承受人类命运的沉重。

想想中国古代的文人，“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其忧患意识并不因成功与否而改变，为何我们的艺术家一心只为成功担忧？作为批评家，我只能言说，因为批评实在与成功、与功成名就的艺术家没什么关系。在批评倡导关注社会问题、注重深度体验而为艺术家所轻蔑的时候，我的确有一种无奈之感，就像元人张可久写下的那首著名的散曲：

美人自刎乌江岸，

战火曾烧赤壁山，

将军空老玉门关。

伤心秦汉，

生民涂炭，

读书人一声长叹！

——当代的中国艺术家有谁还在长叹、谁还愿意长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