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行为艺术中“暴力护化倾向”的口誅笔罚，大多不得要领。是大家对批判也像追星族般盲目？还是别有用心？鲁迅曾无奈的说：“我向来不僤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我也这样想过，但我也很无奈。美术界在这些年有很多问题是理论家们该“理论”的，但很奇怪，他们从来都是避而不谈，而今天，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愤愤不平起来，好像都“觉悟”了似的。
行为艺术的“暴力化”倾向引发了人们对很多老问题的重新思考，如：暴力、道德、人性、乃至自由、权利等等。但这重新的思考却是重复思考。一副副腔调仍是老调重弹，甚至是各怀鬼胎。这让人感到惋惜，我们在那个方面进步了？这结果，让人觉得行为艺术家们在这样糟粕的学术环境里，又是忍痛自虐，又是背着骂名施暴，引起这一系列讨论倒是“活该”。
大多文章的观点是不值反驳，狗扯羊肠，无从讨论。倒是王南溟和黄专的文章讨论的初露端倪。但有很多误解和迂回的地方。
王南溟在开篇指出：“面对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不去提问”。这个出发点比较接近中国当代艺术问题的要害。接下来：“而将兴趣集中于暴力化倾向”（王语）那么“暴力”问题不是社会问题？强权占有、巧取豪夺、无视“人”的生存，不是社会的暴力化特征？而王在以下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对于行为艺术或艺术方法及中国当代艺术的整体处境缺乏了解的指责是不客观的。由于不了解（或其它原因）使得诸多问题被艺术家们提出而未引起他的注意。“暴力化”倾向恰恰是艺术家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和挑战。社会问题总会在艺术潮流中彰显出来。为什么那么多的艺术家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暴力？这倒是批评家们该深究的问题。其实，暴力及自虐是不能表达内心强烈不满的另一种途径。一个小孩对专横的家长的反抗会采取用手砸墙的方式毁坏家具和虐待动物等方式。如果艺术家的表达权力被忽略，出现今天的现状是再自然不过的了。理性会属于艺术家个体，而不属于艺术家群体。有那位写文章的人去问过他们：你为什么这样做？如果某些批评家们失去理性判断或别有用心的无视这些问题，势必把有建设性的“暴力化”潮流引入泥潭。好在这些批评家在多年的“奋斗”下已不具备这样的号召力。
“站在现代自由社会理论的角度来看：暴力化倾向的艺术家只是继承了历史上的痞子传统”（王语）。
王先生的高谈太高了，阔论太阔了。我只要问：“自由社会”理想实践的第一步当怎样迈出？如果这第一步是可以自由的表达“自由”的话，我们是否迈出第一步？艺术家的工作与那些御用文人、强权的喉舌、竭尽所能的媚俗者、以及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谁更痞呢？看看这些年：无数的展览被查封，传媒将他们拒之门外，眼下，文化部的八条禁令下达，（这些事情有谁讨论过？）“痞子”们怕没有好结果了。倒是那么正经有脸面的“绅士”们要暗自叫好了，继续他们不得见人的勾当了。“这么多的社会问题”也只好让“绅士”们来提吧！但我想王的一番好意也终会落个自讨没趣的结果。
“毛的文革被他们赞美成中国最大的行为艺术”（王语）。这又是王的误解，正如王所讲：“文革是人权灾难”。但谓之行为艺术的观点在行为艺术界决不是普遍认识，以道听途说而对行为艺术一言以蔽之，乃评论之大忌。“行为人不知道‘权利’这一概念在人的社会中的重要性”（王语）我要说：我正是从这些“暴力”倾向中看到一些作品正是围绕着“权利”问题的讨论展开的。对“暴力艺术”和“艺术中的暴力”的区别是正确的。艺术作品也有良莠之分。人们应该理性的面对每一个作品所呈现的具体问题来看。总要一概而论，避重就轻，能讨论出什么结果？一个“痞子”的大帽子一扣就来棒吓，才是痞子的做法，才是真正的文革传统。
黄专指出：“自由主义困境”，但在我看来，他的这篇文章倒是为这困境加砖添瓦。艺术家的表达自由长久以来受到的践踏是不是“自由主义困境”呢？黄先生对此视而不见，却强调说：“中国当代艺术长期脱离本国社会问题和经验，成为西方文化应验其普遍价值和后冷战思维的附本”（黄语）而本国的问题是什么呢？本国的问题是：要取消艺术。本国的经验是：不断的被取消。怎么办？在这样的环境下，还有这样一些艺术家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表达着，先不论艺术的优劣，倘还未厚着脸皮撒谎。本国要取消便罢了，有些国际的关注和勾通倒成了“西方文化应验其普遍价值和后冷战思维的附本”了。按黄的意思让他们自生自灭来的痛快。西方文化要应验其普遍价值就让他们去应验好了。只要这个“普遍价值”是有助于我们解决本国问题，真的做一次“附本”也不算折本吧。比如“自由主义”在人性上当是没有东西方文化的差别。另外我们的好多学者不也拿国学去应验别人吗？而西方文化价值中关于“人”的常识性概念却被本国精英不断忽略，比如“表达自由”。至于黄所揣摩出的西方“后冷战”思维倒是有点在制造冷战气氛的嫌疑。
黄认为：“忽略了自由主义的人文主义基础和伦理界限，从而使当代艺术丧失了与公共社会平等交往和对话的功能”。其实，行为艺术家要展示暴力和自虐是个体的选择的表达方式，我们首先要从对个体表达的尊重出发，这样才是“自由主义的人文基础”而“使当代艺术丧失了与公共社会平等交往和对话的功能”。（黄语）从未有过的“功能”何来的“丧失”呢？对于第二种困境黄指出“这种自由主义的实践偏执和极端强调个人主义的‘认同’的重要性”实际上，当自由主义受到极端的压制，艺术家才会极端强调‘个人主义’的重要性。这才是艺术家的逻辑。也是作为人的正常反应。首先要一个‘人’的基本完整，再谈人文基础，再谈伦理界限！先有表达自由，再有人文基础，再有自由主义的形成。
“这种反人文和反人性的‘艺术’作为一种时尚的出现既是长期以来‘机会主义’和暴富心态的必然结果”（黄语）“机会主义”和“暴富心态”是一些艺术家所具有的，同时也是本国当代人格的重要组成部分。成百上千的人挖空心思来献媚、帮腔、媚俗是什么主义和心态？以此来指责这些艺术是反人文、反人性未免太荒谬。勿庸讳言，如果自由主义不能容忍“机会主义”和“暴富心态”那才是反人文和反人性的。这种“主义”和“心态”下的艺术可能不是好艺术，但决不是“反人文和反人性”的艺术。
“中国当代艺术的理论基础是在80年代集体主义的启蒙思潮和90年代解构主义这样极端异质的语境中形成的，它即没有获得成熟的人文主义训练，也却乏对当代自由主义精神内含的理解，加之传统集体体制和西方艺术体制的双重压迫，使其形成了一种畸形政治观。”（黄语）“人文主义”是训练出来的吗？教练是谁？不能将人文主义当足球来看待。“人文主义”必定要在艺术实践和生存体验中获得，要一点一滴的从对基本权利的捍卫中获得。学术界这些年热衷于讨论的“人文主义”“存在主义”“后现代”“后殖民主”“后……”什么主义、话语、体系。到头来却连日常的简单问题也未能解决。也就空谈一通而不了了之了。倒是涌出不少复杂隐晦的文章，“高深”的批评家，以及渊博的学者。倘若不关注基本的表达权力，又怎样去理解自由精神的内涵呢？看来西学之于中国的影响真是“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
花费这么多的笔墨来讨论“暴力化”艺术，但实际上，对真正的暴力的长久沉默才是我们的学者和批评家应该反思的。艺术的虚擬与反讽到如此地步，倘若也不能刺激我们的记忆回到日常生存体验中去感悟更为重要的问题，倘若缺乏直面面对本质问题的勇气和责任。我们不仅是畸形的政治观，恐怕连人生观也难保畸形了。
尊重他们的表达权力吧，艺术肯定不会断绝。是文化问题也终究会讨论下去。倘若有其他问题，由艺术家们自己去承担责任好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
参考文章：
《怎样对待“权利”——评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 王南溟
《自由主义及其在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困境》 黄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