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么一个人，在罗中立还是美院学生时他就凭一张《父亲》慧眼相中罗是未来的油画大家，而画作屡创天价的当代艺术F4(张晓刚、王广义、方力钧、岳敏君)最早为人所知晓都得益于他的赏识和推介。他创造的语汇“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艳俗艺术”被当代艺术写进教科书。可以说，他是中国当代艺术的领路人，天价大腕们的幕后“推手”。他就是被人称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著名艺术批评家栗宪庭。
“成功的艺术家已经不在我的视野里了。”他说。如今，他的视野中是宋庄画家村那些缺衣短食的穷艺术家，每天为能解决这些艺术家的生计而奔忙。中国每年近百万艺术院校的毕业生该怎么活是他最关心的问题。
传奇：从“教父”到“乡绅”
作为艺术批评家，栗宪庭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已声名远播。从1979年开始在《美术》杂志做编辑起，他便一直影响着中国当代新艺术，先后推出了“乡土美术”、“伤痕美术”和极具现代主义倾向的“上海十二人美展”以及曾引起轰动的“星星美展”，使得那些当年还名不见经传的艺术家们开始崭露头角。而之后的“85美术思潮” 、“新文人画”等也是他发起的最著名的策划。那时他开始关注那些居住在圆明园的被人称为“盲流艺术家”的自由画家们，从而使这些艺术家开始被外界熟识。而其中就有如今已成为“大腕级”画家的方力钧等人。
后来，他以独立策展人身份推荐艺术家，策划颇有影响的世界级艺术展，获得极高知名度。一名外国艺术评论家在专栏文章里，称他是中国现代艺术的“教父”。中国前卫艺术史上的那些重要名词，诸如“政治波普”、“玩世现实主义”以及“艳俗艺术”，都是由栗宪庭赐予的。
进入2000年，栗宪庭放弃自由策展人身份，举家搬到北京通州区宋庄镇小堡村，本想过点远离艺术圈的安稳日子。没想到身边艺术家越聚越多，看着众多穷艺术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他开始想办法帮这些艺术家们。用他的话说“像个乡绅”专心在宋庄成就宋庄模式——尝试使聚集着数千名艺术家的宋庄拥有一个能良性循环、养活艺术家的画家村模式。
美术馆、画廊、为艺术家们建廉价的艺术工作室，未来还将建造低端艺术交易市场、图书馆等，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让最底层的艺术家们生活下去、创作下去，让中国拥有自己自下而上的艺术金字塔市场。
谈艺术生出路：
出路难根本原因是人太多
广州日报：近几年您一直在关心艺术家的生存问题，您说过每年全国艺术院校的毕业生有100万流落在社会上?
栗宪庭：这个数字不确切。但数字是挺惊人的，各省都追求升学率，一些不热爱艺术的人也被赶着去学艺术，因为艺术的分数低嘛，这就增加了艺术考生的量。原来美术学院就那么几所，现在几乎每个大学都有美术学院，这就造成了一部分人不热爱艺术但为了得到一个文凭必须去学艺术。
广州日报：您是什么时候感受到艺术类毕业生出路难这种状况的?
栗宪庭：我是2000年搬到宋庄的，本来是想退休的，但是这里突然聚集了大量的人，年年递增，增加得非常快。据不完全统计，现在这里有3000人左右。宋庄是艺术家聚集的最大的一个区域，还有798、草场地、环铁、酒厂、上苑、索家村、费家村，现在还在扩展，现在几乎每个村子都在盖国际艺术区，就是很廉价的工作室的区域，看到这种聚集的现象，就可以看出现在艺术家有多少了。
广州日报：为什么做艺术越来越难?
栗宪庭：最艰难的时期是上世纪90年代初。其实最好的作品都是那时候产生的。上世纪90年代之后开始艺术商品化，方力钧画大头，很多人画大头，这是有问题了，但哪个时代没问题呢?上世纪90年代后期，艺术变成了一个名利场。
谈宋庄模式：让穷艺术家富起来
广州日报：您看到的艺术家整体生活状况如何?
栗宪庭：我看到很多艺术家的生活非常艰苦。宋庄有几个大牌的艺术家，有很大的房子、好多汽车，可他们只是金字塔塔尖上少数的人，大部分人实际上还是非常贫穷的，生活完全无着落，有的厨房里只有盐、酱油、醋、一大堆的白菜和挂面，没有任何别的东西。这个问题挺刺激我的，所以就想解决这个问题。
广州日报：那您提出来的宋庄模式是怎样的呢?
栗宪庭：宋庄模式是以艺术家的生活和创作为基本的聚集地，在这个基础上又产生了学术、商业、生活这些配套的链条，出现一个生态结构，包括学术交流的平台，比如非营利的美术馆用作学术交流，公共图书馆、书店和其他画廊，基本的框架就是这样的。艺术家肯定得卖画，现在很多艺术批评家都在反对艺术的商品化，但是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艺术家经不住商业的诱惑，跟着商业走这是另外一回事情，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没有赞助艺术家的机构的国家来说，你不让他商业化他吃什么?他根本没办法活。艺术和大众之间的关系其实还是需要靠商业来连接。
广州日报：这个模式是不是也是慢慢摸索出来的?
栗宪庭：这个模式现实就是这样的。有的市长来问我，我说不要模仿，要根据你当地的情况。这个需要当地政府出面，一定要政府出面，不能完全让它像荒草那样长下去，像荒草那样长下去艺术家会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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