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是人的本能,暴力也是人的本能,构建的欲望和毁灭的冲动在人的身体中并存,并从中得到快感。或者,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变相的暴力,因为创造的基础就是毁灭。
暴力是言语的侮辱,是身体的攻击,甚至是生命的索取。这决定了象征死亡的暴力与代表安定的生命天生就是一对“冤家”。有时,人们渴求远离暴力,向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桃花源”,有时,又会对暴力产生好奇与想象,用虚拟的方式去制造暴力。终于,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暴力美学”以成熟的姿态出现在电影界,并掀起一股“暴力美学”风潮。
那么,什么是“暴力美学”?它只不过是生活给我们开的一个小小的玩笑。就像“化妆术”一样,穿上时装,戴上珠宝,然后略施粉黛,于是暴力实现了美丽大变身,不再是令人恶心和排斥的,反而变成可欣赏的对象,并带来难以言说的快感。同时暴力也失去了自身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这种“化妆术”的结果有两种:要么经过形式化、审美化的改造,削弱其攻击性,使其更容易被人接受,比如《变脸》中将杀人的子弹做慢镜头的特技处理,加强了子弹在运动过程中的美感,淡化子弹作为杀人工具的攻击性本质;要么将暴力过程以及血腥效果做夸张化、视觉化处理,极力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性。但是,不管选择哪一种方式,都要达到弱化社会道德教化功能,提供纯粹的审美判断的目的。当然,要实现这个目的必须具备以下两个社会因素:具备审美判断、道德伦理判断和基本人道情感的观众,自由竞争的文化空间与个体自由的文化产品选择权。
“暴力美学”这个概念还没有形成的时候,表现暴力的电影早已出现于英美国家,比如1967年阿瑟·佩恩导演的《邦尼和克莱德》、1969年萨姆·佩金·帕导演的《野蛮的一伙》、1971年斯坦利·库布里克导演的《发条橙》、1976年马丁·斯科西思导演的《出租车司机》等。但是“暴力美学”的最终确定却是在香港完成的,以吴宇森、林岭东等导演为代表。随着“暴力美学”在亚洲其他国家以及欧美国家的不断传播,经过北野武、奥利弗·斯通、大卫·林奇、昆汀·塔伦蒂诺等导演对“暴力美学”的风格化探索,最终形成了“暴力美学”表现思潮。其中,吴宇森的《英雄本色》、《喋血双雄》和《变脸》,北野武的《花火》和《座头市》,昆汀·塔伦蒂诺的《低俗小说》、《天生杀人狂》和《杀死比尔》等影片都是“暴力美学”的代表性作品。
本文将以吴宇森、北野武与昆汀·塔伦蒂诺以及作品《变脸》、《座头市》与《杀死比尔》为对象,通过对三者“暴力美学”的解读,阐释三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民族死亡观。
吴宇森之《变脸》:暴力是一种悲悯的文化仪式
1997年拍摄的《变脸》被美国影评人认定为“最具吴宇森风格”的作品,在最大程度上阐释了吴氏“暴力美学”观点与立场。
恐渝怖份子锯凯斯·林特洛伊欲暗杀FBI仗探员浴尚·亚瑟,却误杀了亚瑟的儿子,在线人艇的甸密叭告芯之下詹,鸯亚予瑟将其逮捕虚归案向,希枪战寞之馈后,凯斯熊因负伤过稼重蛀而致昏迷羞不醒姻。谁知凯祭斯素在辩被捕孟之捏前已旋将一枚痈剂毒挪气淫炸弹息放豆在耐某银公汲共场合,凯斯的歹弟愚弟却勃宁赢死不泼说勒磋筏。亚瑟铤而走险换上锯凯斯的脸,只有这样才让凯斯疑的弟固弟说州出埋藏逗炸畜弹的踊地须点,尽管他对那张脸是如此的痛恨章。然而,这项秘密计划却在紧急关头出现惊天大逆转,原本宅昏迷的凯斯纹趾侩清狐醒遏过值来,杀学掉所有筷晴知泛情人,摇身一变从恐怖分子变成了FBI仗探员亚瑟,而真正的亚瑟却将成为死刑犯,孤立无援。经过诸多周折,终于真相大白,凯斯在与亚瑟的激战中死去,亚瑟也重新回归久违的自己,并收养了凯斯的亲生儿子。影片在一家四口团聚的浪漫温馨的气氛中结束。
吴宇森的暴力美学呈现出浪漫主义特征。表现子弹运动的慢镜头、象征和平的白鸽和象征人性的教堂、唯美诗意的高速摄影,营造出浪漫、神圣、悲壮、崇高的感觉,借以强调力量感和英雄主义情怀,赋予残酷的枪战场面以个人化的风格、宏伟的动势与开放的气场,把暴力场面从现实提升到超现实的审美境界。从这个角度上讲,吴宇森的暴力是“为艺术的”,又是富于人性的,是三个人中最“仁慈”的暴力。而这正是在中国民族死亡观的基础上得以实现的。
中国传统生产方式是农业,根植于特定土壤的中国传统文化亦表现出典型的生态型农业文化特征。具体到中国民族的死亡观,以儒家“舍生取义”的仁爱精神、道家“安之若命”的释然态度、佛教“看破红尘”的出世思想的影响最为广泛与深远。下文将结合《变脸》这部电影来做具体阐释。
一
《变脸》这部电影中充满了血腥的暴力,但是吴宇森的终极目的却不是暴力,“仁”才是电影真正要传达的本质与内涵。“仁”是儒家思想体系的核心。仁即“爱人”,不仅要爱自己,更要爱别人,是一种博大之爱。吴宇森坚信这些最美好、最善良的情感。于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了很多种爱,譬如父(母)子之情、兄弟(妹)之情与夫妻之情等。亚瑟与凯斯,一个是正直的探员,一个是邪恶的罪犯。但在变脸之后,性情实现大转换,换句话说,亚瑟与凯斯同时具备了善与恶两种性情,最有意味的是,此时的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开始模糊,凯斯带给了亚瑟妻子家庭的温馨与浪漫,还教会了亚瑟女儿怎样保护自己,同时亚瑟也给予了凯斯情人与儿子真正的关爱与保护。
而电影中的“仁”恰恰是通过暴力体现出来的。因为对死去儿子的爱,亚瑟发誓要抓住刽子手凯斯;因为对无辜群众的爱,亚瑟铤而走险去变脸;因为对家人的爱,亚瑟对凯斯痛下杀手。这些细节充分体现出儒家思想中的死亡观。以“仁爱”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关注死亡的社会属性和社会价值取向,强调“杀身成仁”与“舍生取义”,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性,即: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乃至身家性命的仁者风骨和作为生死抉择至上标准和唯一准绳的侠肝义胆。在那场激烈的枪战中,亚瑟甚至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只为杀死凯斯,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受到威胁的群众,为了那些被凯斯玩弄的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亚瑟是一个暴虐的杀人狂,因为他愿意尽力呵护身边的弱者,不管是柔弱的女人,还是无辜的孩子,乃至于不明真相的同事。在这里,暴力成为维护仁爱的手段,成为结束罪恶的工具,进而为亚瑟使用暴力的行为奠定了充分的道德依据。
除此之外,吴宇森选择运用小细节来渲染、加强这种仁爱的思想,比如表现子弹运动的慢镜头,原本这是一件杀人的工具,沾满鲜血,但是在这里却被赋予了形式化的美感,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消减了暴力的存在。另外,作为枪战发生地的教堂,以及教堂中的圣母像和飞翔的白鸽,都在暗示这是一场正义的战斗,虽然很暴力,却很合理。吴氏“暴力美学”摆脱了暴力缘于仇恨的传统模式,暴力演化成一种悲悯的文化仪式,即使在最惨烈的杀人场面中,也不会失去人性的慈爱,让观众感觉到一种悲剧性的情绪,领悟到一种悲天悯人的精神主题,其本质仍是传统的温情主义、人道主义和浪漫主义。
二
死亡是确定的。庄子曾经为妻子的死而难过,后来却敲着瓦盆唱起歌来。只因为生死原本只是一个过程,生不足喜,死不足悲。即便如此,人仍然可以选择以什么姿态步入死亡,这取决于他对死亡的态度与观点:或者知其道理而安之若命,或者以惶惶不可终日的恐惧代之?
电影《变脸》中,亚瑟刚失去年幼的儿子,心中充满仇恨,即便在凯斯绳之于法的那一刻,他依然不能坦然地面对死去的儿子,因为他还不能参透那玄密,死亡与恐惧的阴霾还在。但是,“变脸”的突发事件却给了他参透死亡的机会。他拥有了那张对他而言恨之入骨的脸。从最初的暴怒、自主适应,到尝试进入新的角色,他对死亡的恐惧与仇恨在悄然的发生变化。在经历过第二次“妻儿朋友”(凯斯的情人以及儿子等)的生死离别以后,他心中的恨有了些许宽容与温情,这为电影结尾奠定了情感基础。经历过几次死亡的洗礼,一切都尘埃落定。他开始找寻失落已久的身份的回归,用新的态度和新的方式来对待妻子,对待同事,对待孩子。此时,对死亡的恐惧慢慢消解,他开始对儿子的死亡释然。他重新拾起了自己曾经丢弃的,重新活过。最终,在“这是我最后一次出任务”的许诺之后,他坚定地选择回归家庭,回归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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