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国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巨幅的历史题材绘画都是承展的骨干和主体。由于我国近代历史多动荡，从清代到现在，自中国开始有公共和私人的博物馆以来，历史题材创作一直没有得到应得的重视。今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各方面的力量凝聚了起来，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作品展也面向公众展出。从事历史题材绘画创作，实际上是弥补以前没有做，但非做不可的事情。

　　首先，由于我们的特殊国情，经历了20世纪初期的动荡，然后是8年抗战、3年解放战争，又是各种政治运动，加起来有几十年的时间。我们耽误了从事正规的、理想的艺术创作时间。现在大规模地组织创作，实际上是弥补历史的空白。其次，100多年世界艺术潮流的进展，中国的艺术家总是慢了半拍。当世界艺术潮流走向某一步时，我们要补上自己的欠缺，这次重大题材创作是对艺术史欠缺的一个弥补。

　　有些艺术界的朋友觉得，在21世纪的今天还去有组织地出题目、搞创作是不是过时了?应该说这和一般的艺术流派活动不同，如果今天不把这一工作补起来，将来就更难补。这个迫切性不仅是国力、财力、艺术家的能力，更多的是一代人的历史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历史气氛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例如清末任伯年能画出他那时代的人物气质和社会环境，那绝对是现代人所画不出来的。再比如说蒋兆和画了上世纪30年代的北平贫民和抗战期间的《流民图》，如果现在来组织画家画，不管技术多高、条件多好，恐怕永远不能超过蒋兆和所画的历史气氛、历史感情。

　　西方思想家有这样的观点，人的文化思想一代一代向前进展，但是我们和父辈存在的思想心理差距是永远赶不上的，因为我们永远无法体会父辈的感受。而再往上看，“秦皇汉武”，大家的感受都一样，在那些知识方面是平等的，因为我们和父辈、祖父辈同样不曾经历，都没有见过。但是比如对于民国初年的事情，包括北平当年的市井气氛，我们永远达不到蒋兆和的体验，所以现在抓紧时间从事历史题材创作，从个人心理和个人记忆的角度说，是非常迫切的。

　　我非常关注晚近的题材，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题材，因为这一段经历是此次参与创作的画家所体验过的。能够让现有的艺术家从个人历史记忆、历史情感，去画当年的历史气氛，肯定要比以后的画家要更好，虽然以后的画家可能会在技巧和条件上更好。客观地说，这类题材的创作有一部分是很成功的，有一部分并不成功。这牵涉到个人的艺术风格和公共性风格的矛盾差异。历史题材创作不光是题材的限定，还有公共纪念性的含义。历史画不是为了个人出版画册或者赏玩，而是放到国家的博物馆和美术馆里，但是有些艺术家的风格近年有显著的变化，转向个性化的，如表现性、装饰性的或者戏谑、嘲讽性的风格。当然近几年出现了很多出色的，甚至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艺术家，但是这显然与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能力是两回事。

　　在此次创作中画家遇到的一个普遍问题是：科技图像的泛化。当年黄镇画红军长征，虽然只有寥寥数笔，但是留下了无可替代的形象、场面和气氛。又如在清末，有很多外国的传教士和探险家来中国，拍了很多人物，各个边缘省份劳动人民的服装和形象，这对我们是非常珍贵的，不管是做视觉艺术还是民俗考证，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图像太多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和邓小平阅兵。这些题材很难画，因为画家怎么画也不可能超过科技手段留下的影视图像，它们能准确传达当时的气氛、声音以及天气。这就给了画家一个新课题，如何赋予科技图像以个人的情感。比如香港回归、澳门回归，我们这代人都在电视上从头到尾看到了当时的场面。现在要用单幅画面来表现这一历史事件，则需要一种新的理念、阐释方式。在这方面，有些画家做得比较好，比如郑艺创作的油画《历史的审判》。这幅画可能会引起观众的注意，甚至是争议。郑艺的写实能力是得到大家公认的，但是审判“四人帮”，也是当时大家都在电视上看到的，也留下了很多照片。怎么样能把这个历史场面以绘画的方式呈现，让观众能从中感受到独特的“画意”呢?这给作者出了一个难题，作者处理得还是比较好的，他没有单纯把照片画下来，而是吸收了一种民间的、民俗风情的形式和趣味，完成的作品具有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一方面作者和观众都亲身经历了这一场面，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种独特的、个性的视角处理这个场面。

　　此次创作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当代中国艺术家已经掌握了不同的风格、不同的样式。我们的这批历史画，与意大利、法国、西班牙的历史画不同，与俄罗斯、前苏联的历史画也不同，我们是以多种艺术形式、风格来画历史画，这种不统一应该说是一种优点。从油画方面，国外大多是以一种古典写实的样式完成的，而这次的创作使用了现代的，甚至是后现代的眼光、手法和思路，如果还是按传统历史画的要求来规范的话，会觉得我们的历史画不符合规范，但是站在21世纪艺术发展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说我们往前走了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