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静静地走了。最近我脑子里总是想着他的一些往事。

我小的时候，妈妈留学苏联。爸爸因忙于他的工作，很少顾及到我。他甚至很少到郊区的幼儿园、小学接送我，经常让其他家人代劳。有一次，一连两周都没有人接我回家，一位好心的幼儿园老师(记得是我小班时的老师田素梅)周末把我带到她家住，并带我去看幼儿园教师宿舍区的公用黑白电视。电视节目中恰好出现了我的爸爸，画面是他正请几位同事和学生给他的新作《主席走遍全国》提意见，记得解说词是：“李琦认真学习、虚心求教……。”小学的一次重要院庆，邀请所有学生家长参加，爸爸却没有来。但他委托同院的许幸之伯伯（其子为同校高年级学生）到我所在班级看看。恰好不久前语文课命题作文是“我的爸爸”。记得我在作文里写到：“我的爸爸瘦瘦高高的，常穿一身毛蓝色布衣，背着个画夹，总爱眯起一只眼睛观察人和物。”这篇展出的作文得到了文学造诣很深的许伯伯（写过诗、设计过新四军臂章，导演过《风云儿女》）的赞许。

印象中，爸爸只到我的小学参加过一次家长会。会上，他拿出速写本，画老师、画其他家长（后来我看到他的速写本上画了徐辉老师各种姿态的手）。恐怕徐老师在会上说了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听进去。爸爸平时不大过问我的学习。幸好，我学习还比较自觉，一直是中队学习委员。只记得有一次，我正写作业时，他突然抽出我手中的笔，以看我是否能握紧笔。

我刚满九岁后的一天，爸爸宣布，以后要我每个周末自己往返学校，并说他自己九岁在延安就曾一个人在很荒凉的地方走很远的路，还碰到过狼。当我那个周末自己回家时，他告诉我，以后不要在没路灯的黑暗地方问路。我这才知道，当我前个周日晚从东城的家独自返回位于西郊的住宿学校时，他曾悄悄地跟在后面。学校放寒暑假，一般家长都会来接。那时校门口就会停满军队、机关大院和一些干部的大小车辆。可有时学校放假爸爸都不让家人去接我，害得我四肢并用、满头大汗地捆行李（蒙族同学索利娅曾帮过我；有一次，行李包散了，幸亏在无轨电车上遇见同院的伍端端，跟我一起揪着被角把行李兜回家），并在路途上费很大劲一趟趟往返抱回包括被褥、脸盆、书本等一大堆生活、学习用品。这种时候，我心里有些怨恨爸爸。

不过，从一件事上，我感到爸爸还是关心我的。那是在三年困难期间的一天，他专门把我从教育部爷爷奶奶家叫回美院宿舍。到家后，他告我说有好吃的。只见煤炉上煮着一大锅土豆和胡萝卜，皮没削，也没放任何佐料，味道极差。但他因怕我挨饿而给我开的这顿“小灶”令我终生难忘。

爸爸经常对我说的话就是“锻炼、锻炼”。小学二年级暑假时，爸爸带学生到房山县班各庄体验生活。刚从苏联归国的妈妈随他同去，把8岁多的我也带去了。那是我第一次到农村。农村的贫穷震撼了我。尽管我穿着姑姑小时候穿过的旧裙子，但在那群穿着又破又脏的衣服、甚至一丝不挂的农村孩子们中间，我简直太扎眼了。爸妈让我拿个小粪筐同他们一起捡拾牲口粪。我们有时同农民一起上山干活。分配给我的活儿很轻，主要就是翻红薯秧、摘豆角等。晚上，他们经常带我到老乡家，看他们制作的烟熏的窗花；与农民边聊天，边砸杏核等。我则在一旁贪婪地吃着杏干和杏仁。那时，我与小名叫梗儿和五丫的两个女孩儿成了朋友，保持了很长时间的关系（后来五丫还到向阳厂教育科给我送了一包土产。五丫结婚时我们还送她礼物。）大约在1964年的一天，父母让我读《红旗杂志》刊登的关于侯隽的一篇长篇报导“小丫扛大旗”，然后非常认真地告诉我，他们准备把家安到陕北农村。后来，父亲去邢台参加“四清”了，这才作罢。文革中，他们拟去陕北这事被批判为要与石鲁搞“窑洞画派”。以后父母常让我随美院其他教师或工友下农村锻炼。1969年暑假，他们让我去山西省汾西县去看在那里插队的表姐。有一次到山沟里洗衣、挑水，正遇两岸武斗的人交火，子弹就在我头上飞。我在那里劳动、生活了一个多月，差点也留下来插队。

爸爸为创作《同志 — 刘少奇和时传祥》，曾去时传祥所在的崇文区清洁队体验生活。1964年放暑假时，他把我也带去了。爸爸素来体弱多病，也跟着掏粪工人一起干活。掏粪工看我年龄小，不忍给我多舀粪，结果装不满的粪尿在我背着的大木桶里直晃荡，溅出来弄了我一脖子。一次掏粪时，时传祥伯伯看到我，送了我一副垫肩，还誇我是“毛主席的好孩子”。休息时，我们同掏粪工人一起喝“清凉饮料”——放了糖精和色素的凉开水；收工后，我们随掏粪工人一起站在运粪汽车外的踏板上回清洁队。略加清洗，我们便与工人们一起吃饭 — 肉菜大包子。《同志》一画创作出后，爸爸赠给了北京市环卫局（父亲去世后，石传祥的儿子打电话告诉我这事）。

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就让我游泳。我曾用救生圈在游泳池里游、在湖里、河里游，甚至在大海里游，自以为很会游泳了。他看我离不开救生圈，就决心让我能自己游。一次在昆明湖划船，他把我放到湖里，先是用手托着我游，然后突然撒手。实际上并不会游泳的我扑棱几下就开始在混浊的湖水里下沉、并喝了几口水，这时他才把我托上来。在拒马河畔，爸爸妈妈把我用绳子拴着，让我从靠山的岸边下水游向对岸；他们两人站在对岸拉着绳子那一头。幸亏拒马河不宽，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爸爸有时显得极为“抠门”，有时又极为“大方”。他很少给我买什么东西。在小学时，每个周日晚学生们返校都要带些零食大家共享，我则基本没有。有时在公园玩后给我买个果料面包带回学校当晚餐就很不错了。一次，他从陕西回京，带回许多高庄柿饼。于是，我高兴地把这些甜甜的柿饼带给同学们分食。我参加歌咏队演出没有白球鞋，就只得借人家的旧白球鞋打上大白。在我记忆中，他只是从干校回京时亲自给我买过一双雨鞋。

爸爸总说生活上要向工农看齐。家里的保姆有时爱买青椒等比较贵的蔬菜，爸爸就说，“青菜豆腐保健康”。住平房时，家里的家具因陋就简：“沙发”是被淘汰的汽车坐垫，上面盖一块粗布；几个箱子一拼凑成一张床；茶几兼饭桌是两个凳子上放一块画板再铺上桌布。一次，石鲁伯伯、刘炽伯伯等几位延安的老战友来家里，聊得起劲，石鲁伯伯一伸腿，便踢翻了“茶几”。一辆1949年他的老战友张绍滨伯伯给他攅的自行车，他骑到70年代末，直到有一天弄丢了。以后，他又骑上了婆婆送给我的结婚礼物——一辆女式自行车，他一直用到年近80骑不动为止。

上中学时，有一次我与同学打羽毛球，把球拍打坏了，要求家里给我买一副球拍。爸爸说，哪有贫下中农的孩子打羽毛球的？于是只给我钱买一只球拍去赔同学。当我看到左邻右舍的孩子都学拉手风琴，从小喜爱音乐的我也央求父母给我买台手风琴。他们说，我们是小康之家，买不起。实际上，他们两人的工资不比邻居低，可爸爸文革开始前的几年起就缴纳三分之二工资作为党费。“文革”中，他被打成“牛鬼蛇神”，每月只有15元生活费，连自己的饭费都不够。“文革”结束后，国家一次性地补发他几千元工资，他又全部交了党费。80年代初，当左邻右舍都有了电视机，他们竟然因为买不起一台电视机而要硬着头皮到邻居家去看新闻。

但是，在艺术方面，爸爸又十分舍得花钱。60年代初，他自己设计了一个可以放毛笔、颜料、墨等多种功能的特殊的方形金属盒，花了400多元（相当于他三个多月的工资）专门让上海电影机械制造厂制作。为了收集图像资料，他买了很多架新、旧相机，自己鼓捣着改装。当然，结果大多是报废了。文革前他还花上千元高价买下乾隆的御墨，并买了很多好笔、好纸。

对公家、对外人，爸爸更是大方。在这一点上，父母十分一致。他们有时不报销出差的火车票等费用，还常自己花钱为公家买东西。我在大学生物系上学时，一次回家时无意中说起，系里需要石蜡（大概是为保存标本用）。没想到，不久，我系学生正在操场上体育课，只见爸爸骑着自行车，后面车架上驮着一大块自己买的石蜡送来了。爸爸在邢台参加四清时，与他住在一起的老贫农咳血，又缺乏御寒的衣服，爸爸就把离京前新做的丝棉裤送给了这位老人，自己仅穿棉毛裤和外裤，因而关节炎加重。文革中，一次爸爸在美院打扫操场，看到美院的大卡车撞坏了一位瘸腿汉子捡破烂用的带轮小木车。爸爸觉得这人可怜，便从自己兜里掏出钱来，给了他（同院的孩子于平杰亲眼见到此事告诉我的）。这人原是国民党兵，以捡破烂为生。我们中学一些学生总是欺负他，还编出“头顶青天，脚蹬飞轮，大喝一声，破烂我捡”（大意）来羞辱他。而有同情心的爸爸却能毅然从自己本来就不够的饭费中拿钱接济弱者。一位地方文化馆同志的父亲患了癌症，妈妈就每月去医院排长队找医生开药、然后买很贵的药寄去（我代她去过一次）。

父母帮助、资助过的人不计其数。家里总共只有两间屋子，他们有时把其中一间让给同事、学生住。文革初期，钱绍武老师先遭到批判、关押，他们就把他患病的妻子和孩子接到家里来照顾。他们对普通劳动人民很热情。一位剪纸高手老大娘来北京，父母热情款待。那时，每户鸡蛋限量供应，家人都不够吃，但给老大娘的面里打了三个鸡蛋，结果导致老人家消化不良住了院。我们位于王府井的家离北京站很近，所以父母下乡、下厂时结识的朋友常常一下火车就直奔我家。有时，一下子来很多人，还有人抽烟。这样，本来狭小的屋子，众来客、行李再加上烟雾腾腾，根本没法呆了。我只好把小儿子放在童车上，在黑暗、狭窄的楼道里来回推着走。

我出国前，家人还暂住美院学生宿舍筒子楼。楼下住的一对夫妇（父母以前的学生）已经去了英国。我去问他们的母亲要捎带什么东西。结果，这位母亲拿给我一大堆东西，包括呢大衣，好几瓶101生发精。因为乘飞机行李限重，我有些为难，想退回一些东西。爸爸说：“宁可自己的东西少带或不带，也要给人家带东西。”我只好把自己的行装一再精简，还忍痛留下了装着儿子照片的小相册。

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我总觉得父母关心别人胜过关心我。小时候我甚至曾怀疑自己是否为他们所亲生，他们开玩笑说我是从垃圾箱里捡来的。大约在80年代初期，我读过一本译著《社会生物学》（或《生物社会学》），记得其中一个重要论点是：一切生物（包括人），一生最重要的事（或生存的目的），是要把自己个体的基因传下去（大意）。我如获至宝把这个论点告诉父母，言外之意是应当先关心自己和家人，然后再去关心别人。当然，他们根本不理会，还总批评我对人不热情甚至自私。

爸爸多才多艺，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时曾作过曲，学习过小提琴。小时候我听他拉过乐曲，还带颤音，觉得相当优美。但是为了专注于绘画事业，他放弃了拉提琴。从70年代底起，一为练笔，二也为应付索画者，他曾涉猎山水花鸟。他画的山云雾缭绕，茫茫苍苍、朦朦胧胧的，很有平山郁夫山水画的味道；他画的松树挺拔苍劲；他画的葵花生机盎然；他画的梅花红艳傲然。可惜，许多这类画大多被他撕掉了，只留存了很少的几张。为画小鸡，他买了八只小雏鸡，放在一个自制的灯箱里保暖、喂养，并经常观察、拍照。小鸡拉稀了，他就把大蒜用根线从箱顶吊下来，小鸡争相跳跃着够大蒜。这种小鸡伸头跳跃的动作，也被他拍摄下来。因此，他画出的小鸡毛茸茸的、姿态生动活泼，十分可爱。

爸爸每创作一幅作品，都经常去基层体验生活。有一次在东北林区，他从运送原木的车上摔下来，差点丢了命。为创作孔繁森在藏区，他和妈妈七十多岁去西藏，高原反应让他们住进了医院，十分危险。爸爸画一幅肖像画非常耗神费力，常常画好多张，甚至几十张才能画出一张他觉得满意的（其余的大多撕掉）；完成之后往往要大病一场。所以他年纪渐大时，我常劝他，别费那么大劲创作难度大的人物肖像画，尤其别再画费力还常挨一些人骂的领袖像了；轻松地画点山水花鸟画就行了。但爸爸说自己精力和时间有限，还是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创作自己擅长的人物肖像画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