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理论话语的贫困中被放大、夸饰的视图时代似乎蹒跚到来了。视图理论认为：后工业文明的高科技发展逐渐把社会公共意义的提取转向视觉化，也就是说，凡是在不同程度上被打入商业领地的消费文化在高节率的程度上挤压于种种大众传媒，以图像的方式快捷地向大众视觉成交以几何数递增的暴量信息。在大众文化领地，文字被商业视图挤压于边缘，图像成为当下向消费者叙事信息与意义的主流手段。

文艺理论界的一些批评者不失时机地从西方引渡“视图时代”、“视图文化”等理论，在大陆中国汉语语境下匆匆讨论大众传媒、消费文化、图像传播与图像对文字的挤压等问题。然而，这种理论的提前量多少让人感觉到关于视图文化的讨论与大陆中国的实情呈现出一种显而易见的差异。实事求是地讲，关于一些理论者从西方引渡过来的“大众视觉文化”、“视图时代”与“视图文化”等诸种术语，为当下大陆中国文艺理论界的话语贫困补缺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当下国内由汉语制约的社会群落中，图像还远远没有把文字从文化及社会意义的指涉中心挤压于边缘，成为这个时代信息与意义提取的主流叙事手段。人类无可回避这样一个从远古走向当下且指向未来的事实：几千年来关于东西方文化的记录与阅读大概更多是依赖于以文字铭刻的历史，书写的文字是已逝去的历史本体的合法化能指系统，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把文字的历史作为我们的读本，以阅读来合法化地提取历史的文化意义，因此文字是建构人类历史的主流叙事手段。

我们在学术上所言指的“叙事”——“narrative”是一种话语模式——“a mode of discourse”,这种话语模式是对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进行普世性规范，以便建构起一种序列关系或逻辑关系，并将其按顺序排列;这种顺序不仅是指事件行动按照发生的时间顺序所排列，便重要的是提供一种完形的理解力(configurational understanding)，最终使来源于种种个人的不同事件及不同行动遵守普世性法则，结构成一个具有体系性及合法化的整体。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John Storey)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一书中曾用“元叙事”这样一个概念，在斯道雷看来，“元叙事”是指形而上学及基督教教义等整合社会众多不同小叙事(little narrative)，能够“以普遍的原则和共同目标的名义压制和排斥其他理论和其他声音”所建构的理论或教义，即利奥塔所言称的“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曾使用“解放叙事”(emancipation narrative)这样一个概念，“解放叙事”是一种后现代社会使用“技术”与享受“技术”的生活模式，这种生活模式遵循工具理性的价值取向使诸种社会事件序列化与逻辑化，并获取一种体系性的结构整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种结构整体的本身就是“叙事”，并且这种生活模式在一种惬意与享受中使这种“叙事”结构整体被大众主体接受且合法化;换言之，后现代生活模式的生活“行动”自身在本质上就是一种“言说”、“书写”这种社会状况的叙事，因此，“解放叙事”是对人文学科具有普世性理论体系的技术理性式的解构。

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行动就是叙事;扩而展之，一种社会生活的合法化模式在时间的序列中体系化为一种生存行动，这本身就是在历史文本上进行“书写”的叙事。

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还曾使用“小叙事”这一概念，“小叙事”是指知识分子的个人叙事，在这里需要递进一步解释的是，实际上利奥塔所推崇的小叙事本身并不具有达向某种宏大精神的倾向性;小叙事是一个与元叙事截然对立的术语，但是关于这一点，利奥塔本人在这一术语的如此使用中并没有给出精准的定义。海外学者杨庆球在讨论后现代主义时，曾就对利奥塔的小叙事给出一个详尽的描述：利氏提出的“小叙事”，就是集合小众个体去争取或达成某一个目的。小叙事只为某时某地存在，一经达到目的后便自行解散，这些小群体能深入、个别地处理社会某一事件，无须依靠某一既定的普遍理论(即宏大叙事)来处理社会各种问题。

但问题在于，我们发现后现代高科技的“解放叙事”所解构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不仅包揽了形而上学和基督教教义等具有普世性的话语理论，至少也波及到80年代以来的人文学者。从表象上看视，这些人文学者的写作仅是个人的小叙事;但他们大都怀揣着“体系建构情结”，他们在自己的学术写作中也不时流露出像圣·奥古斯丁或孔子等人所秉有的圣者情绪，在自己的小叙事中做着人文领域的“元叙事”——“宏大叙事”之梦。一个不愿为人文学者所接受的事实向历史证明，科技理性的“解放叙事”不仅把大众主体从种种具有普世性原则的“元叙事”——“宏大叙事”中解放出来，并且人文学者只能在梦呓中建构且可能或不可能兑现的他们自己的“宏大叙事”，也被推出了当下社会话语场的中心。

准确地理解，斯道雷所言称的形而上学及基督教教义等整合社会众多不同小叙事的话语就是元叙事，在上述的学理原则下，不要说西方的形而上学与基督教教义，我们尽可以把儒家思想、经学及其在历朝历代文化传统中的主流话语都界定为元叙事。一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如欧阳修生于宋，宋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宋制法，亦无不可。今人生于大清，大清尊孔子之教，读孔子之经，即谓圣经为清制法，亦无不可。欧公之言何拘阂之甚乎!汉经学所以盛，正以圣经为汉制作，故得人主尊崇。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实圣经通行万世之公理。”小叙事就是个人叙事。宋代欧阳修与清代“今人”的个人叙事无论充斥着怎样的个体之声，在文化系体中还是一统于经学“通行万世之公理的”的元叙事中。元叙事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但一个民族文化传统的主流话语又是由诸种先后不同的相关元叙事构成，并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表现为不同的相关元叙事的消长与替换，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正是儒、道、释三种元叙事铺就成了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传统，并于不同的时期张显为人文形态及修辞意义上的宏大叙事。当然，在近现代中国文化历史的截面上，由于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元叙事也呈现为西方某种文化精神与中国本土文化实践相结合的其他话语形态。

从学理上来看，小叙事就是个体叙事;但是我们不同于利奥塔所说的“小叙事”，倘若我们无法从知识分子个人的小叙事中透视出那种潜在的元叙事性及其一厢情愿地膨胀为宏大精神的倾向性，我们永远无法理解这样一种事实，任何一种元叙事的宏大精神背后都站立着一位以小叙事起家的个体知识分子：孔子与儒家思想、柏拉图与理念论、老子与道家思想、圣·奥古斯丁与基督教等。元叙事起家于小叙事，但拆解元叙事的还是小叙事，这就是叙事的宿命与轮回，这也是历史的宿命与轮回，历史的行进就是一种叙事对另一种叙事的替换。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利奥塔为什么在后现代语境下如此张扬以小叙事对元叙事的拒斥，也就理解了知识分子尤其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小众文人总是念念不忘以小叙事起家，最终以一种潜在的宏大企图把自己定位在小叙事者的身份上而津津乐道。

无疑，作为人文精神主体的两种叙事：小叙事与元叙事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之一。上个世纪的80年代是人文精神领域中小叙事者与元叙事者对话的年代，是人文理性高涨的年代;而接下来的90年代是从西方泊来的后工业文明高科技及其工具理性以解放叙事向元叙事与小叙事挑战的年代，也是人文理性受到工具理性挑战的年代。从80年代的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到90年代的解放叙事，这不仅标识着叙事话语方式的转换，也标识着时代的转换。令人深思的是，就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所言，后工业文明的高科技以工具理性成就的解放叙事使人文学科的元叙事或宏大叙事走向边缘化，但是，由于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总是在人文领域中纠缠在一起，在本质上，两者都隶属人文学科，再加上小叙事者在言说与书写中时时流露出的追求元叙事的宏大性倾向，工具理性的解放叙事在指向人文领域及宏大叙事时，也必然波及到个人叙事及小叙事者。

最为有趣的是，一些在年龄上经历过80年代在90年代对内既要挑战宏大叙事对外又要挑战解放叙事的小众知识分子，他们曾在经济大潮中一直坚持人文小叙事者身份，但是，在21世纪初始期居然炒作起视图理论与曾经挤压自己的后现代解放叙事同流了。一些人文学科的小叙事者在80年代曾以挑战的姿态颠覆宏大叙事，并在90年代回过头来明确地批判后现代商业文化的“媚俗”、“平面感”及“文化产业化”等，但很可能他们还没有在学理上意识到他们的言说与书写是对后现代解放叙事的挑战。这是一种历史的奇迹。当下来自于人文理性领地的视图理论者大都是8、90年代向宏大叙事挑战的小众知识分子，现在当他们在转过来研究视图理论，用视图理论来评定当下的文化形态时，最终以最后那一点智慧击败了自己。等视图理论者以书写把视图时代的到来在虚拟的理论空间中论证清楚后，如果还存剩着一点智慧，不妨回首看一看，自己的视图理论给自己留下了多少生存的空间?因为在这个时代“我从来不阅读，更不书写，只是看看图画而已”。如果视图时代在理论上被论证成立，那么在视图时代，连基本阅读视图理论者以文字论证视图时代合法化的人也应该没有了。

难道我们不应该这样设问吗：视图理论者为什么不用图像来表答他们所描述的视图时代而持用文字?这个设问更应该还原给那些认同大众视觉文化并给予炒作的视图理论者。有趣的是，当下大陆汉语学术界的视图理论者几乎全部是来源于学界那些曾经具有人文精神的小叙事者，他们曾经不遗余力地在一种悖论中操用后现代的解构理论批判后现代工业文化的平面感，后现代理论在他们的批判中表现出相当的个性和深度性，那么，当他们把理论的思考转向“视图文化”、“视图时代”等，虚拟了一个“大众视觉文化时代”的到来时，让我们冷静地看视一回，这种视图转向的时代座右铭“我从不阅读，只是看看图画而已”又给这些在学术转向上蜕变的小叙事者们准备了怎样的最后晚餐?视图时代在理论虚拟中的到来只能是为文艺理论批评预设了理论的贫穷，视图时代的座右铭只能是理论者在炒作视图理论时，宣判自己在理论上走向贫困。因为，理论家在批评中依凭文字使意义出场的媒介，在读图时代是一种令大众视觉文化主体令人费解且弃置的能指，并且理论者在文字游戏中所讨还的思想深度感也在此成为一种不合时宜的多余存在。

21世纪的中国文艺理论界有一种发展倾向，那就是个别小叙事者在一厢情愿中把当下解释为，这是一个使中国文化传统全部产业化而获取商业利润的年代。因此“大众视觉文化”这一在西方学界闲置已久的陈旧术语必然会在当下汉语学界中用出崭新的意义。无论图像与虚拟的视图理论在当下的社会及学界怎样地微澜起伏，语言文字的叙事一如既往地在行进，只有理解诸种叙事与讨论在怎样的态度中坚持知识分子小叙事者的身份，是值得叙事下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