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风－金龙》

《冷战美学——恐惧状态下的人群》

《冷战美学——拍打带病毒昆虫的人》

时间 ：2008年9月23日

地点 ：北京朝阳区新一辑新媒体艺术会所

谈到王广义，人们自然会想到他多年的大批判作品系列，9月1日在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新颖的装置和雕塑作品使观者看到了他艺术思考的另一面，而他对那段历史的追忆和回溯更使有心的观众和评论者对他的思想轨迹和创作活动有了更多探究的敏感和好奇。日前本刊记者徐亮就此次展览与这位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最为独特的艺术家进行了一次简要对话。谈到大批判、波普艺术时他强调，那只是他整体思想架构中甚为微小的一环而已。在王广义看来，“他不关心作为政治的艺术，他只关心作为艺术的政治。”

危机预感的新视觉

徐亮(以下简称徐)：这次展览给读者和观众的印象是与过去作品相比有很大突破，很多装置作品是第一次展出，让人觉得很新奇。您这样做的初衷是什么?

王广义(以下简称王)：从事艺术创作这么多年，其实这些装置类作品都是在国外的一些美术馆做的展览，没在国内展出过，这次展览就是想把另外一面完整地呈现出来。

徐：是一个历史化的回放和展现，都有什么样的作品。

王：这次平面作品一件都没用，因为大家太熟悉了，即使没有在看展览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个印象在头脑中完成。可以说这次展览是完整地展现从1989年到2008年将近20年的艺术历程。

徐：从80年代发展到现在，确确实实有一个成长历程。您怎么看待这个历程的每个阶段?

王：这个展览分个四部分，第一部分称之为“危机预感”，第二部分是“体制研究”，第三部分是“唯物主义神学”，第四部分是我最新的作品叫“冷战美学”，基本上把我这么多年对艺术的看法和比较散落的思想集中展现出来了。有时候自己反过来看这段历史，也觉得比较有意思。其中89年的作品《易燃易爆》从来没有展览过，甚至从没出版过。

徐：作品表现了一个什么想法?

王：简单说是一种社会格局的不稳定性，包括事实上的不稳定和人内心的不稳定性。

徐：对，89是个特殊的年代。发生了许多大事，真正能反映那个年代的作品并不多。

王：应该说从85到89这段时间是中国思想意识转型的一个过程。国家的政治形态有重要变化，大部分人内心也有变化。

徐：作品可以反映那个变化过程。

王：《VISA》属于“体制研究”部分，是我94年参加“圣保罗双年展”的作品.

徐：那很有意思。

王：另外一件作品是《卫生检疫》，1997年做的，这件作品在97年黄专策划的一个展览上展出过。完整名字叫《卫生检疫——所有食物都可能是有毒的》。

徐：放在今天很有预见性啊，和毒奶粉事件不谋而合了。

王：实质上，我主要是想表达个体生命对社会整体的不信任感以及对社会结构表现出的质疑。可能艺术家做东西是有一种远见性的(笑)。

双重怀疑精神，推进社会进步

徐：通观现在许多当代作品好像更生活化，不像艺术作品了，但看来更有意思了。

王：这都属于二次研究，实质上我做了两组相反的问题的作品，另一个是98年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美术馆“亚太三年展”上的作品《验血》，表达的是社会整体对个体生命的不信任感，实质上这是一种双方怀疑。人在社会中会面临这两个问题，它会困扰我们每一个人，同时也困扰社会。这两件作品最主要的是一种双重怀疑精神，而且双重怀疑都具有合理性，不单是社会的问题，也不单是个人的问题。

徐：两者共同存在。

王：再一阶段是“唯物主义神学”，主要是《唯物主义者》那件作品，另外一件没有展览过，是为2009年英国曼彻斯特举办的“国家遗产展”而提供的方案，叫《东风·金龙》，你们可能知道，这辆车是当年“一汽”专门为毛主席做的。我在做这件作品之前，查阅了大量中国汽车史的资料，发现唯独给毛主席做的那辆车叫“金龙”，剩下的车全部是“红旗”。特别有意思的是，汽车工业在中国发展历史上是一个工业革命梦想的概念，从社会角度看是进步的，但当工人实现工业革命梦想的时候，在思想上又向相反方向发展，在车上弄个“龙”来，实际上是对王权的突出和向往。

徐：依旧把毛主席当皇帝来崇拜了。

王：所以说工人的本意是对工业革命的推进。但实际上，思想里还存有对王权的崇拜。作品呈现的是社会进步历程中，思想向相反方向发展的悖论。它的展现方式是有一张现场图片，毛主席和林伯渠等人在中南海怀仁堂的院子里看这辆车。根据资料记载，这辆车毛主席只坐了一次，就在中南海怀仁堂里遛了一圈，然后就下来了，后来就永远没坐过。下来之后，大家围过来看车，这个事件有一张历史照片，我把照片还原做了背景，还做了一个台子来放汽车。实际上把这个台子放在博物馆就更有意思了，这件作品是关于中国汽车工业的一个历史发展脉络，一般人看，可能会认为和艺术无关，就是一个汽车工业的展览。唯一能以艺术眼光看的原因就是作品是艺术家做的。事实上我想排除掉艺术的感觉，排除掉艺术家用艺术的方式来处理问题。因为用艺术的方式可能会带来审美的取向，而审美的取向是会影响思想表达的。

徐：这确有其事吧，就是刚才提到的汽车那件事儿。

王：完全是历史事实，包括那辆车，我都是完全按等大比例还原的。

徐：用什么材料做的?

王：玻璃钢。

徐：原始的车还在吗?

王：当然，好像在国家博物馆。

徐：平常轻易看不到吧。

王：我不太清楚，这个车在中国已经成为“工业革命”的一个标志了，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制造的，“东风”这个名字好像也是工人们起的。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这样一个概念，除了那辆车其他的都叫“红旗”。

徐：这件事情倒是鲜为人知的。

王：这也是我查的关于“东风·金龙”的一些史料。这是对皇权的最后礼拜，但还是呈现了工业革命的一个开端。

徐：这也符合当时的条件，同时也是当代艺术的艺术家们思考的，包括皇权、政治和民主、法制、人权的关系。

“冷战美学”，经验性的记忆和回顾

王：展览第四部分是“冷战美学”，我从06年开始想这个问题，真正开始做是07年，并画了大量的草图。“冷战美学”的第一部分表现的是恐惧状态下的人群，并用影像和物体结合的方式来表达和呈现，后面墙上有原子弹爆炸的图像，放得比真实的要慢，不注意看好像没有变化，但仔细看，蘑菇云在慢慢地动。

徐：那样恐惧感是逐层加深的。战争其实是统治者利益的争夺，人民只是牺牲者和工具的角色，也是最无辜的参与者。

王：当时中国出了很多关于冷战的挂图，告诉人们如果在外面看到有原子弹那种光，要脚冲着光，头朝向相反的方向。这是非常幼稚的。其实在作品中我不想揉进任何自己主观的理解，只是根据照片把它完全还原出来。第二部分作品是《防空洞》，我不知道你挖过防空洞吗?

徐：我知道的，70年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文革的记忆太深了，后来上初中的时候，还经常钻防空洞玩儿，去里边干坏事儿什么的。

王：作品也是根据挂图完全还原成装置的，非常大，高2米6，长4米，厚1米。

徐：很震撼，用什么材料做的?

王：玻璃钢的，非常重。作品是等大的一个洞，包括挖洞的方法，要多高多深，向左侧怎么挖等，完全还原教科书，和做《东风·金龙》的想法一样，我排除掉艺术的想法，但因为是艺术家身份，人们还会认为是艺术品，但我尽量做得不像艺术。它不像艺术，可能会更接近我所要表达的思想。

徐：表达思想是最重要的，您作品也带有很强的人文关怀，又很怀旧。

王：第三部分表现的是拍打带病毒昆虫的人，三个人一组，分成几组，就是细菌战的感觉，就像其它几种战争形式：原子战、毒气战等，那么细菌战一般是通过苍蝇、蚊子来传播的，看到苍蝇就要想怎么打掉它。展览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整体框架，当然，“冷战美学”这个词是杜撰出来的，“冷战”这个词汇的年代已经很遥远了，它就确指那个时间段。今天的世界格局，其实还是冷战时期埋下的种子。我想通过“冷战美学”这部分作品表达人在童年、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对世界的看法，而且很难更改。

徐：的确如此。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总是有苦难感和悲剧感，有时想想也很可笑。但正是这种忧患意识产生了你们这批优秀的艺术家，不光是美术界，其他领域同样如此，所谓60后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以后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出现的。

王：有直接经验的人看到作品会深有感触，没有亲身体验的，会感觉有点“隔”，就会好奇，哎，这是怎么回事儿?当人们询问时就已经向知识转化，向知识转化就构成了问题，这是一个传承关系。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事实上它是影响人们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徐：其实你做这件事情的意义就是想恢复一段历史，让人们产生一些看法。

王：当然我不希望所有人都像我这么思考问题，但最起码这是无害的，我让和我同时代的人有一种经验性的记忆和回顾。对于年轻一代，通过知识转换的方式也知道这件事情，是很有意义的。我不想把艺术说得太重要，艺术也没有那么大的能力，但它也确实和思想紧密相连。

徐：艺术可以产生思想。你的创作同样如此。

王：如果艺术不和思想相关，那艺术存在的理由就比较可疑，另外我觉得现在人们谈到“艺术”这个词时特别轻松，不仅仅是中国大概全世界都这样。艺术和生活、时尚一定是连在一起的，艺术就是“玩意儿”。用轻浮的词来描述“艺术”，我觉得这是有问题的。我想恢复“艺术”这个词语的尊严，当人们谈到它时，声音和语气应该像谈到哲学和政治，具有同样的语调和尊严。

徐：时下，艺术界对您的看法，首先您是一位很有思想的艺术家，再者就是很有社会责任感的艺术家，您的作品很少去关注自身，往往是从大环境中去考虑社会和政治的关系的。我一直以为，在那个年代许多人都还在庸庸碌碌瞎活着，甚至大多人在无限忠于，三呼万岁的时候，您却冒着许多危险，在自己启蒙后以批判现实主义的态度，毅然画出了那些很有思考和力度的批判性作品，引起了海内外各界的关注，是我非常敬佩的，这里我无半点吹捧和恭维的意思。我想，那个时代都是需要勇士和斗士的，鲁迅、沃霍尔概莫能外。他们的行为、言论和作品都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这点必须肯定。

王：我不太关注个人化、私密化的感受，我不是那种性格，也可以说我不是那种类型的艺术家，我更关注公共性话题。

徐：您为什么对冷战、对政治等关注比较多?

王：可能是我在那个时代长大的嘛，我所有经验的最基础层面在那时候就已经奠定了。

“我只对艺术的政治感兴趣，但对政治的艺术毫无兴趣”

徐：广义，我比你小几岁，咱们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那时要求社会责任感啊，共产主义啊，认为都是非常正确的思想，但多少年回过头来发现许多不完美的地方，甚至是被欺骗了的感觉，所以产生了好多想法。创作作品去感染、影响乃至改变一些东西。

王：不能这么说。其实作为一个艺术家，我只对艺术的政治感兴趣，但是对政治的艺术毫无兴趣。这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概念，我以这样一种方式看政治形态的种种问题，并认为当它被纳入特定语境时，可能会变得更有意思，这些年我基本上在做这件事情。

徐：但我感觉您总在思考一些深层问题。

王：作为艺术家，我努力要做到一个中性的立场，用哲学的说法就是用无立场的态度来做这些作品。每个人看后会有不同的意见和阐释，这可能会带来更多意想不到的东西，如果我有立场和判断，就会影响作品的多义性。

徐：但是你还是有立场的，对某些事物的批判或思想，包括你的文化……你有你的立场，所以才去做作品，同时别人也可以多样性地理解你的作品，有时甚至是牵强的、附加的，是一千个哈姆雷特的思想。

王：更准确地说，我希望在作品中提供阐释的多义性，包括那辆汽车，人们可以把它看成是关于中国汽车工业发展历程的展览。关于这件作品的说明，看起来没有任何艺术思考，我想淡化唯一性，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考和观点。

徐：让别人多一些联想。

王：通过这种多义性阐释之后，它就有向知识转换的可能性，这是我在作品中想努力达到的。

徐：很多人一谈起您就想起安迪·沃霍尔，就会想起您的大批判系列，这里应该是什么关系?

王：事实上那仅仅是我整个思想中甚为微小的一环而已，只是这一环节人们更愿意阐释它、描述它，把它做得更有名。实际上通过这个展览，我希望人们更完整地了解我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