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已从“传染病时代”、“躯体疾病时代”进入了21世纪的“精神病时代”；有普通精神问题以及心理疾病的人口比例率，加起来超过百分之九十；在经济发达的国家，各种精神病患者的比例越来越大；在美国，六分之一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精神疾病。这是世界卫生组织在金融危机之前公布的统计结论。中国的情况同样严重。看看中国的网络留言，难免会给人进入了精神病院的错觉。我们周边越来越难看到精神舒展的人物，我们每个人看起来都有问题，以致传媒号召人们要笑起来；人们的收入越来越高而幸福感越来越低，人们的精神世界越来越丰富而困惑越来越多。“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早已成了不复存在的历史旧典。凡是绝望的时候想过放弃甚至想过死的人，意味着进入了精神疾病人群的行列。这使得表现精神病会成为人物画家面对的世纪课题。它特别能凸显当今时代激剧变化的精神现象，它是出杰作的题材。当代影剧的经典之作，有不少涉及这一题材，比如《禁闭》、《沉默的羔羊》、《七宗罪》、《恐怖的蜡像馆》、《爱的捆绑》、《超越疯人院》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当代人物画家，有一部分正是这种时代病症的表现者。比如张晓刚、苏新平表现的是精神抑郁，曾梵志表现的是精神分裂，方力钧、岳敏君表现的是精神扭曲，邓箭今、郭伟表现的是精神空虚，唐志冈表现的是心智的幼稚。当然也可以说人们在他们的作品中感受到了精神的抑郁、扭曲、虚伪、麻木、无奈、幼稚、空虚或分裂。另一些画家则是从社会的角度来揭示外在因素对人的精神的摧残，比如石冲、吴国全、宋永红、邵戈、李孝萱等。我想指出的是，上述画家之所以引起关注，都不同程度地扣准了时代的心音。我建议关注这类题材的画家，翻翻曾经或未曾阅读的有关书籍，了解精神病现象与致病原因，或许会豁然开朗，因为前人和别人的思考会使你凭直觉生发的念头得以强化，进而找到最佳的或新的切入点。

精神病这种形而上的疾病是一种富贵病，中国古代叫做癔病。“癔”这个会意字造得很到位：疒是病的简化，意指心音，心是精神的载体。可惜中国古代对精神病缺乏专门的研究。用现代精神病学的标准衡量，先民们的精神都有问题，它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压抑。当精神病成为国民的常态，就不会被视为病态。这是更可怕的社会现象。中国的医学天才如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都没有关于精神病的专论，只有托名著作《黄帝内经•灵枢•癫狂》概述过精神病的表现与疗法。《淮南子•精神训》是专门议论精神的篇章，它发挥老子与庄子有关养生的思想，指出人的孔窍是精神的门窗，不能让它外泄；外泄会致使五色害眼、五音闹耳、五味败味、取舍熏心而使人的行为变得张扬。三国时期的嵇康在论述养生的文章中也有类似的议论，他说养生有五道难关，一是名利，二是喜好与厌恶，三是美女，四是饮食，五是思维。这些议论只涉及精神致病的原因，没有研究精神病的表现。欧美学者对精神病作过不同侧面的研究或涉猎，我所见过的相关书籍的中译本如下：

《精神分析引论》，〔奥〕弗洛伊德，商务印书馆，1984。

《情绪心理学》，〔美〕斯托曼，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

《攻击与人性》，〔奥〕康罗洛伦丝，作家出版社，1987。

《单面人》，〔美〕马尔库塞，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

《分裂的自我》，〔英〕莱恩，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人的奴役与自由》，〔俄〕别尔嘉耶夫，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

《自私的基因》，〔英〕道金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人类的破坏性剖析》，〔美〕弗洛姆，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表现精神病的作品不必是神经质直露的画面，它可以采用评判的方式，比如用慈悲的、爱惜的或调侃的态度去描绘，也可以采用疏导的方式。已有的方式主要是揭示。即便揭示，也可以采用含蓄的而不一定一味地采用外露的、夸张的、变形的、疯狂的和歇斯底里的画面。那是梵高和蒙克时代的产物。如果今人无所用心地照搬将流于表面和极端，如果过于夸张就容易变成漫画与噱头，反而会削弱作品的力量，使思想失之浅薄。精神病以日常的、不露痕迹的方式加以表现，可能会产生深邃的力量。

人物画当然还有另外的表现形态，即精神病症的对立面，如洒脱的、惬意的、赤子般的形象。那是和精神病状态不同而互补的境界。

《画刊》2009年第5期

《精神病院系列》 袁冬平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