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正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但这一身份表述是令人悲哀且无奈的———在西方林林总总关于世界现当代建筑史的著作中，偌大的中国始终隐遁无形……而同为西方建筑学追随者的日本和印度都留下了或深或浅的印记。

此前的1999年成为西方建筑业界对中国现当代建筑态度带有转折性意味的节点———在当年的建筑史学家年会上，年轻学者阮昕发表的关于20世纪中国现当代建筑研究的报告引起了建筑史学界的广泛关注。由此，西方学者开始了对中国现当代建筑发展轨迹的学术研究，世界也开始重新发现中国。

在北京举行的“20世纪人居环境回顾”国际专题讨论会上，现为澳大利亚南新威尔士大学建筑学教授的阮昕，将他在西方视野中对20世纪中国现当代建筑的研究与观点首次带回国内。

对历史的再次发现并非以获得安慰为目的的建筑“寻根”，在中国当代建筑备感迷惘的十字路口，对百年中国建筑发展历程的回顾也许能启发我们对未来的更深思考。

在东南大学建筑系完成本科学业、之后留学澳洲的阮昕教授，和中国现当代建筑历史结下渊源事出偶然，当初他并没有在世界建筑体系里为中国现当代建筑定位或给出坐标的野心。但师从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杨廷宝的亲身经历、近年与国内新生代建筑师的接触，以及久居西方社会的种种背景，使他看待中国建筑的眼光与别人有些不同。

与西方的两度“对接”

在阮昕看来，中国现代建筑与西方经过了两度对接：以20世纪20年代现代主义运动波及国内为发端，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进程不仅因战乱出现过明显的时间断裂，也因政治、经济等原因几度起落。他将“对接”期锁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第一代留学归国建筑师的执业阶段，以及1990年代经济体制转型之后当代本土建筑师的创作活动。而“对接”意味着充分的信息共享、相互理解和同期的平行发展。

“有着相近教育背景的‘官派留学’建筑学者的群体构成是为第一个‘对接’时期存在的前提。他们大多在美国的著名学府接受了正统的现代建筑学教育，庄俊、梁思成、童寯等中国第一代建筑大师均在此列。巴黎美院的教育系统不仅对美国的建筑学发展影响深远，也经由同期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中国学者传入国内。直至我们80年代进入大学时，依然能从前辈的教育中感受到这一点。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现代建筑的起源不仅与欧美一脉相承，其同期的建筑活动也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价值。”阮昕说。

而在1990年后崛起的新生代本土建筑师，尽管他们大多也有海外的教育背景，但与西方的共通更多建立在资讯发达的客观环境基础之上，且同步受到了后现代主义、高技派、解构主义等现代主义推进之后的风格流派的影响。国内现代建筑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历史断层和改革开放后大量资讯的同时涌入，以及近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使中国当代建筑呈现出“百花齐放”的表象之外，也遭遇着前所未有的精神混乱与迷失。

文化责任感的差异

阮昕在近年对中国20世纪现当代建筑的研究过程中发现，文化责任感的差异是两代中国建筑师建筑设计呈现差异的根源，他说：“杨廷宝、梁思成等一代早期留学国外的建筑师并没有过强的文化责任感，他们在留学之前对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和国学根底都比后辈强。”

作为中国建筑教育的奠基人之一、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者之一，梁思成先生从欧美留学回到中国时，对西方当时和古典建筑的知识量超过对中国古建筑的了解。他和林徽因先生对欧美古典和现代作品的学习时间虽短，不可能很深入，但西方学者对知识的态度和治学方法对他们日后的古建考察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梁思成先生1931年进入中国营造学会后，在醉心于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同时，保持着对新的建筑思想的敏感。他认为在新的时代，“建筑式样大致已无国家地方分别”，“各建筑物功用之不同而异其形式”，应“摒除一切无谓的雕饰”，并认为“此种新派实用建筑亦极适用于中国”。

“上世纪90年代之后，本土建筑创作开始背上承担文化责任的包袱。”阮昕认为，以他在国外十几年的观察，这一时期走出国门的建筑师受到国际上后现代主义地域特征偏好的影响，尽管对追求真正的现代性有所推进，但对建筑在文化性、民族性和多样性的表达上却煞费苦心。风水、阴阳、乡土材料与符号，这些在表层上迎合西方对中国的理解、营造“中国的味道”的理论与设计开始大行其道。

“赝品”的回归

“我把早期的中国现代建筑称为‘精心炮制的赝品’，而当代本土建筑师的设计会在视觉上更为纯粹一些，但依然是‘赝品’。”

尽管“赝品”通常在人们的意识里带有讥讽意味，但阮昕认为这才是建筑的真相：“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单一传统的延续，纯粹只是幻象。我们根本不会在意一位建筑大师属于哪个国家，但他的作品能让不同文化、种族、宗教背景的人都产生共鸣。”

作为人文地理学的创始人，美国威斯康新州大学的段义孚教授支持了阮昕的这一观点。10岁离开、64年后重返中国的段教授发现，尽管北美和国内的街心公园在空间形态上极为类似，但其容纳的市民活动却大相径庭：在北美，这些小公园很容易变成流浪汉聚集、或毒品交易的“城市死角”；可在北京，孩子们在其中玩耍、老人围聚了下棋，小公园真正成为了城市的“心肺”。段教授认为：“说到底，建筑不是单纯为制造视觉冲击的造型玩偶，它是生活的容器，是人的多种感官和情感感受的加深理解的地方。不同地域、文化、种族的人们之间有差异、也有相通，从人的真实本质需求出发，就不存在‘赝品’的顾忌，‘赝品’也可以成为回归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