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得沸沸扬扬的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中，难得看到象黄专、王南溟这样清醒、尖锐的批评，对已经开始有点走火入魔的某些行为艺术家来说，这种批评应该是一付醒脑、清火、明目的良药。都在说批评缺席，可为什么缺席？不就是批评家苦无良药嘛。良药苦口，值得大家重视。

不过，对二位文章就行为艺术中所谓“暴力化倾向”产生的原因所作的分析和论证，我却不敢苟同。按照黄专的说法，所谓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反抗性”图像和最近行为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作为一种“时尚”出现，是长期以来“机会主义”和暴富心态的必然恶果，既无任何艺术实践上的逻辑性，而且也与中国本土的社会经验和社会问题毫无关联，产生不了任何具有人文性的批判价值；而王南溟则认为中国当代艺术从89后的丑陋题材，海外华人作品中的地摊文化符号效应，到“暴力化”倾向，都是为迎合西方而穷尽的把戏、招数，行为艺术中的这种“暴力化倾向”，自有其本土性和历史原因，它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痞子文化传统，这种传统就是在一个没有人权的社会继续践踏人权。

看得出，二位对89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政治性”、“反抗性”和“暴力化倾向”作品的出现与本土文化经验、传统之间有无联系的看法虽然完全相左，但却一口咬定，当代艺术、特别是行为艺术中的所谓“暴力性倾向”和野蛮的异常行为，诸如自然环境中的弑牛宰羊与虐待动物，或用死婴和头颅、手臂等局部人体材料做装置，甚至到吃人肉、吃屎和熬人油的行为，都是中国艺术家为迎合西方而穷尽的招数，换句话说，这基本上是一种市场中的供求关系，中国生产、制造“暴力”，西方接纳、消费“暴力”，中国艺术家充当了西方社会变态猎奇的心理的同谋，而黄专更认为，这些“政治性”或“反抗性”艺术图像的出现，以及西方展览制度和市场制度对这些图像的接纳，正好说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长期脱离了本国社会问题和经验，成为西方文化应验其普遍性价值和冷战思维的一种视觉附本。

在这里，当代中国社会急剧变动而带来的人欲、人心歧变及其艺术上的反映，被化约为西方世界如何诱导、唆使，而中国当代艺术家如何穷尽所有招数去迎合、共谋的问题。这种以点带面，将本土的“暴力”与妖魔化的“西方”形象联系起来的做法，在我看来就未免简单、绝对了一点，而其中“非此即彼”的二元对抗思维论证模式，也说明批评家迄今尚未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阐释中国当代艺术现象的方法。事实上，89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充满挑战，需要大家从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事实与现象出发，而不是从固有的批评模式和思维习惯出发，方能找到一种较为真实、公正的描述方法。这也是中国艺术现代性重建过程重要的组成部分。凭什么说西方展览制度和市场制度对中国当代艺术的接纳，就一定能证明中国当代艺术已经长期脱离本国社会问题和经验呢？反过来说，如果中国当代艺术不为西方展览制度和市场制度所接纳，是否就一定说明它没有脱离本国社会问题和经验呢？

问题显然不那么简单。不可否认，中国先锋艺术是一个正在生长中的文化事实，它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与变动同步。面对这一成长中的文化事实，任何先入为主的评判和固有的、泊来的文化批评范式都丧失了其效用，它要求艺术家、批评家从不断变化的立场出发，展开大胆的实验，从中找到一种全新的描述和批评的方法，从而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参予到当代文化的进程之中，对瞬息万变的现实作出反应。自由主义也好，文化民族主义也好，保守主义也好，都不可能成为解决中国当代如此复杂纷繁的矛盾和问题的现成良方，而恰好是在这些“主义”的良性互动中，在中、西文化的对话、冲突中，我们才有可能从中找到一种理解、观察的描述问题的方法，这种方法在葆有其鲜活提问能力的同时也向其它方法开放。

其实，把中国当代艺术，尤其是89后艺术的发展，简单说成是迎合西方需要的产物，这种看法未免把问题简单化了。根据我的观察，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虽不能完全摆脱国际化背景下西方文化强势霸权的影响，但仍自有其内在理路和勃勃生机，尤其89后的中国当代艺术，在经历了85思潮狂飙突进式的启蒙运动之后，目前正在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而本土文化精神的自觉是其获得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这种本土文化精神的自觉与西方文化的刺激有关，“西方”在这一过程中充当的并不仅仅是一个象黄专、王南溟所描述的那种“妖魔化”的角色。对中国当代艺术中“暴力化倾向”问题的观察，完全可以从中国当下人的肉身暴力欲望集体无意识的社会现实中寻找答案，在这一点上，古、今、中、西并无分别。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共同的人性与人心。完全没有必要把暴力化倾向说成是金发碧眼的西方怪物变态心理在作崇。就象西方社会六、七十年代的行为艺术中，也有吃尿、劈人，性交、手淫等表演，人家也没有一受到批评，就说那是受到东方巫术邪教的遥控。

当今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以数字化为特征时代。天下一家、文化多元。中国社会有中国社会的暴力问题；美国社会有美国社会的暴力问题，这些问题更多地与世道人心有关，象常德张君杀人集团和石家庄疯狂的爆炸案，放在任何一个社会都令人心寒。当代艺术是对现实生活的敏锐反映和艺术表达，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一表现当下中国随处可见、触目惊心的“暴力”，就一定是迎合西方人的需要呢？

对于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应该进行批评，只不过应该把批评的重点放在艺术作品本身，象这些表现“暴力”的作品背后潜藏的集体创作、主题创作模式和想象力的缺乏，还有艺术语言的粗糙等等。在这一点上，我倒同意艺术家展望的看法，当有人草率地拒绝、指责北京西客站这类新时期中国建筑时，他倒认为这种混杂和反讽、粗糙的风格在某种意义讲正代表了后现代条件下的中国，就象台湾导演杨德昌在电影《麻将》、《恐怖份子》中描述的台湾社会一样。所以对中国当代艺术中的“暴力化倾向”的观察，一方面可以说它代表了艺术家对现实的反应；另一方面也呈现了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危机，这一点，北京、纽约、东京、汉城并无不同。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例子，就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曾利用抽象表现主义作为冷战的工具，但你不能说抽象表现主义是艺术家为迎合中情局的和平演变阴谋而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