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观察》2005年第7期有《建树中国艺术品牌》的“热点述评”，这个热点话题尤以“品牌”两字令人耳目一新。薛永年教授含蓄地评价说“颇有商业社会的时代感”。

对于中国文化艺术的当代与未来，我也有深切的关注与忧虑。不过，我的想法不大相同。读了这一组论述，我的忧虑更加深了。暂时搁下我手头的工作，马上写这篇文字表达我对这个重要问题的坦诚意见，期与大陆艺术界诸先进讨论，与美术同道共勉。

本文拟对此及相关的问题，综合我对中国(两岸)美术界的观察直抒浅见以就正于高明。

一、为什么中国没有“国际艺术大师”

工业革命后的欧洲以及二战以后迅速崛起的美国藉着强大的军、政、经、科技乃至文化的力量，以唯我独尊(西方中心论)的心态及近现代才发达起来的扩张工具早已形成近代以来世界的霸权：不只是军事与经济的霸权，而且是文化的霸权。英国加美国，人口不到全球人口的二十分之一，他们的“英文”几乎变成世界语(中国人占全球人口近四分之一，但中文的世界地位今天还比不上法文或日文)。中国受过中等教育的人对西方的苏格拉底、柏拉图、莎士比亚、歌德、达·芬奇……耳熟能详的不计其数；西方有知识的上流人士对孔子、老子可能还有一部分人略有所闻，而对屈原、李白、杜甫、苏轼、范宽、石涛、曹雪芹等人大概连名字都非常陌生。中国人用中文翻译西方古今经典名著、现代文学、西方艺术家乃至当代西方畅销流行读物，与西方人用西文翻译对等的中文作品的比例，若不能说“九牛一毛”，大概可说是一牛一毛之比吧。这是因为中国人特别“谦卑”好学吗?也不见得。是西方特别浅薄无知，不晓得中国文化中有珍宝吗?不，西方不无少数敬重中国文化的智者，不过绝大多数的一般西方人以为他们的近代文化足已称霸全球，当然就不会像我们一样“谦卑”。

天下讲“王道”者只有古代中国文化。西方近代列强以帝国主义称雄，民主化之后才不得不放弃殖民的野心。别忘了当代“恐怖战争”还可见西方强权的傲慢与唯我独尊。

很清楚，谁掌握操控世界的霸权，谁就掌握论述权还连带艺术标准的解释权，文化与艺术高低、优劣的裁判权，“国际当代艺术主流”的决定权，“国际艺术大师”的选拔权，“世界艺术品牌”的“认定或评审”权……这一切的“权”从近代至今都掌握在西方尤其是美国手里。我们至今没有“国际艺术大师”，只是“西方优越论”的傲慢与偏见造成的。

二、欧美如何操控、垄断艺术的主导权

我们当代有没有“国际艺术大师”?也许我们努力不够，成就不足，还未曾有；也许我们已有，只是不被“国际”承认。那么，我们为何不问：什么是“国际”?这个“国际”包括中、印、日等东方国家吗?即使是西方国家，包括俄国(俄国是又东又西的大国)吗?中、近东、非、澳更不必提了。这“国际”其实不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几国吗?(西方世界有很多学者早已指出“全球化”事实就是“美国化”)

中国没有被“国际”承认的“国际艺术大师”，那么，俄国的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坦；日本的横山大观、桥本关雪、富冈铁斋曾被西方列为与梵高、高更、莫奈同样的近现代“国际艺术大师”吗?很明白，论述权被垄断，光荣当然轮不到“他者”。

欧美人是如何垄断艺术的论述权的呢?当然是因为国力强盛，有操控全球事务的力量。此外，“开放中”或“未开发”国家文化艺术界的自卑心，对西方“进步”的响往仰慕之心也有以致之。欧美国家通过大量具规模的博物馆、画廊、基金会、政府文化宣传预算、企业捐助；通过大量精致的出版、报刊、电视、影片、文章，加上所谓“策展人”的导演；运用声势浩大的展览、活动(如全球性的双年展、文件展、博览会等)，拍卖公司的商业操作、新闻、宣传等等手段无孔不入，这些长期性、全方位的运作已达到预期的效果：(一)艺术的革命由我主导；(二)艺术的定义与价值由我裁决；(三)世界当代艺术主流在我手中，非我族类者皆为边缘性、地方性、落后、保守、背时、非“国际性”的艺术，而对甘愿臣服于西方现代艺术的非西方艺术家(崇拜者、追随者、学习者)则给予名利之鼓励：或颁布予奖金、荣衔或邀请访问、展览，或奖助留学、提供艺术家工作室，或透过传播媒介予以表扬，务期四海归心，使当代西方艺术成为全球艺术殖民的共主。

毫无疑问，欧美文化霸权已获得历史上所未曾有的巨大成功。因为冷战结束之后，欧美国家取得全球性超强的政、经地位与无可匹敌的财力，其次是文化全球性的商业浪潮的推助，以及掌握了现代极发达的传播媒体的操控权，使文化霸权的遂行在极细腻而和平(很多自愿臣服，极少反抗)中创造了黑格尔的“合理之存在”的现实。

古代只有军事霸权(侵略、征服)，近代有了经济霸权(掠夺、垄断)，现代加上文化霸权(渗透、同化)，由少数拥有此三霸权的国族操纵全球六十多亿人的命运。它在军事、政治与经贸上的霸悍与残酷(这才是今日世界动荡不安的主要原因)令举世瞠目。但其于文化艺术上的傲慢与霸气却表现得非常温柔与和平，也因之更难抗拒；“中心”以外的“边陲”地带，受益日深，也益难自拔。

三、“全球化”文化艺术的荒谬

当代中文艺术论述中常见“后现代的语境”、“当代全球化的语境”等说词，在此对“全球化”不能不略加讨论。

20世纪末尾冷战结束之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形势一片大好(主要是美国、欧盟与附骥西方的东方国家日本，一般称为经济强权“三极”)，渐渐浮现“全球化”的论述，但一直有争论。西方学界有肯定者(如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也有持相反意见者(如鲁格曼Alan Rugman等)。这是极复杂、牵涉极广泛的问题。所以有许多学者说全球化是一个模糊、虚假、矛盾、不可能的概念。

我们千万别以为“全球化”是各国承认、赞同、毫无怀疑的局面或趋势；更不要以为“全球化”包括人类活动全部的范畴与文化的一切项目。

在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观念与制度；面对地球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耗竭，地球村应一体和衷共济，解决危机跨国生产与技术、市场的全球流通；资讯汇入全球通信空间，没有国家、地域的隔阂等方面，全球化是必然的趋势，应予认同。但是即使这些应予认同的部分，也有许多不公不义不合理的地方，应受到许多强烈的批判、反对与抵制。譬如经济的全球化，其游戏规则是西方富国所制定，以之操控全球资源、市场与利益，使穷国更穷；资源的抢夺更制造了世界的不安。而全球化藉资本、生产、市场冲破民族国家的边界，实质上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场极权主义”。不过，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虽无可避免，而未来“金砖四国”(巴西、俄国、印度、中国)的崛起可望打破“三极”的垄断，全球化的棋局也随时会变动。

政经、交通、通讯之外，宗教、艺术、生活方式、价值观等才是文化的核心价值。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互相交流与借鉴、互相理解与欣赏；尊重独特性、珍惜差别性；断不能以强凌弱，更不可能全球一体，而应当是多元共存。这是世界文化繁荣的原则。因为文化的一元化将导致文化的单调、枯萎以至死亡。也就是说，文化在器用、工具上越来越趋同，但在信仰、美感、趣味、价值上永远不会也不愿一元化。有全球人类共同接受的制度、律法(但为了适应不同文化还是有某些差异)，共同享用最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但不可能有全球人类共同信仰的一元化神祗，共同接受一元化的艺术与美食。“世界语”无法成功；少数民族文化要加以保护；全球共同致力抢救濒临灭绝的生物；各文化古迹努力维护……就因为多元的、丰富的、独特的、有差异的文化与物种是世界生存发展的根本，是美好的世界丰美活泼的生命之所系。

国族的自尊与自爱以及人生心灵上的归属感全赖文化的传统。传统是发展的，一脉相承，不可切断，不可替换。有历史、有尊严的民族不会期望全球整合成一元化的“国际牌”的文化，更不可能以“发达国家”的文化为全球共同的依皈。以为“世界大同”，“国际性艺术”四海一体，同质共轨，这是莫大的误解与天真幼稚的迷思(mith)。

我认为，未来将证实：一个文化是否高级、优秀、伟大、独特、不可取代、有永恒价值，端看它能否对全球一元化的时潮有抗衡的力量；也考验它能不能有批判地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以发展壮大自己的传统。盲目追随一时的强势文化(即使成功，已被收编、同化)将宣告这个文化的没落。

四、以“西方”为“国际”的陷阱

在“西方中心”的欧美强权主控一切的局势之下，当代中国艺术希望出人头地，希望“打造国际影响力”，其志可嘉。但其整体思维与做法无不令人忧虑、遗憾。

以中国参与威尼斯双年展为例。80年代以“民间剪纸”及“刺绣”参展，“中国人一而再地送去传统土特产，与人家的展览宗旨和世界艺术潮流格格不入”，“再往后，意大利人就不再邀请中国参展，不再给中国人展示国粹的机会了。直到11年后1993年威尼斯双年展，中国的新潮美术已经结出硕果”，有了一批很西化派的人领军，才在“这个国际顶级舞台站稳脚跟。1999年蔡国强获威尼斯双年展大奖，更为中国艺术在国际上争得了宝贵的荣誉”(以上摘自中国艺术研究院美研所研究员王端廷《什么样的艺术才能成为中国品牌》一文)。我们知道2005年的双年展上中国开始有了“国家馆”的资格，而且得到很好的待遇。随着中国和平崛起，经济力量慢慢举足轻重，以后任何“国际大展”，“中国馆”将会被摆在最佳位置，这说明所谓“国际”的艺术“赛会”是多么现实势利，与艺术本身的优劣高下无关。

更重要的是当代艺术的标准、论述与裁判权在西方人手里。只接受西方流行的后现代艺术，即使是达．芬奇、席勒活到今天也不合规格，更不必说文徵明、傅抱石了。很清楚，好比西方的庙会，你拿关公、妈祖去参加，对不起，那不合“神”的规格；贝多芬若去跟迈可·杰克逊、麦当娜同台参赛岂不也格格不入吗?但是我们急于争求“国际”地位，怎么办呢?只有按照人家的标准，模仿人家的作法。这是自我矮化。即使赢了也已输了。

王端廷研究员的文章代表了最激进的观点。他说：“没有市场的东西，不能成为名牌，除非是在国内自产自销，不参与国际交流竞争。什么样的艺术是中国艺术品牌，不完全由我们自己说了算。”(那么要由谁说了算?西方人?市场?)他又说：“人类历史和世界现实都告诉我们，文化不仅有先进落后之分，还有优劣之别。只要能让中国人活出富强、活出尊严，用什么文化都行。”他相信“二十一世纪一定是中国崛起的世纪，但那也必然是日本‘脱亚入欧’式的借鉴西方文化而成为经济强国的发展模式”(该文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7期)。

这种激进的论调，近百年来多次争论，学术界早已有过批判并超越这种论调。说到日本，令人感慨。日本早期妄图脱亚入欧，抛弃东方文化的根，变成与西方一样的帝国主义，却招致二战毁灭性的溃败。现在日本仍甘为西方帝国主义的鹰犬围堵中国。我们文化艺术界竞有人主张学日本，那将背弃中国文化，真不可置信。当然，这只是极少数人的偏激与短视。但艺术界崇洋风气之盛也够令人扼腕了。

我们今天所忧虑的问题不全在当代中国艺术没有“国际”地位与影响力，不全在中国文化出击的“战略目标不清楚”，“战术”不先进不巧妙的问题，更重要的是我们不知不觉陷入西方文化霸权的布局，承认其裁判，而且正准备努力打造合乎人家标准的“文化英雄”，自愿“入其彀中”，得到人家的嘉许便认为是“宝贵的荣誉”。这才是我们今日最可悲的地方!

“用什么文化都行”，只要能进入“西方当代艺术俱乐部”便行，这听起来似乎很有志气，其实相反，列强口中所谓“国际”两字其实就是“西方”。我们难道不该觉醒吗?

五、“脱中入西”，中国艺术将消亡

以“西方现代文化”为“国际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来自“农耕文明”，“正在被工业文明所主导的当代世界无情淘汰，正在被历史送进博物馆”，“中国传统文人的寄情林泉与海德格尔的人在自然中诗意的栖居也不可同日而语”(见王端廷文)。这些言论不但过分崇洋，而且是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

以“西方”为“世界”，急欲迎头赶上。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国艺术界的急切躁进令人吃惊。中国的“后现代前卫艺术”虽然都是对西方前卫的东施效颦而更有甚之，众所熟知如“食婴尸”、“对伤害的迷恋”(使用人体标本和动物尸体为煤材)等。当然这些不能代表当代中国艺术的整体状况。

我们转而看中国的美术教育又如何?有多少传统课程凋零了，又引进了多少没有批判的全盘西化的观念、课程、技法、媒材，还有新派的教师。就连中国最重要的所谓“国画”(我一向认为不可再沿袭中国画的名称，应正名为“水墨画”)也有许多“突变”。正如台湾某摩登水墨抽象画家所提倡的“先求异，再求好”的谬论那样，大陆一下子冒出许多新派国画，努力于新奇怪异，或标示“实验水墨”。“国画”面对西潮，一下子变得牙牙学语，自断传承了。我们不主张美教要一成不变，过去传统派、苏联派、徐悲鸿派非常一元化，当然应加以改革、发展，但中国艺术的主体性不能丧失。很遗憾，太激进的结果是，过去数十年长期积累起来的某些可贵的东西本来应该成为抗衡西方当代艺术、建立中国有自己特色的当代艺术的有利因素，可惜抵挡不住西潮的冲击，几乎被否定殆尽了。似乎不与“国际”接轨便羞于见人。另一方面，许多在西方被认可的艺术家，包括早已入藉外国的老一辈，也包括近年扬名外国的老中青西化派，都成为受人仰慕的“文化英雄”，凡早年追随过西方，曾经与西方现代艺术接过轨的画家也纷纷“出土”成为“大师”。过去批斗这些人，因为他们是西方资产阶级反动画家，那是泛政治化的诬诲；现在歌颂他们，难道因为他们是西方国际性先进画家就是中国的“文化英雄”吗?王端廷说：“上述所有走向世界的中国艺术家的共同追求，也是国际艺坛判断一个中国艺术家是否算得上国际性的中国艺术品牌的标准。”这不等于“中国艺术消亡论”吗?坦诚地说，赵无极先生在巴黎画坛有很高的地位，但这位华裔法籍画家与中国美术史的关联和郎世宁与意大利美术史的关联相似。假如中国画坛的艺术大师全都是赵无极、谷文达、徐冰、蔡国强这类的画家，只能说华裔艺术家的“国际”地位可能大大提高，但那就能说明“当代中国艺术”地位提高吗?那是“脱中入西”，倘如此，中国还有艺术吗?

艺术界的朋友并非完全不重视维护中国艺术的主体性与独立性，但时势所趋，信心不强，总觉得人家是现代，我们太传统；人家是国际、先进，我们只是本土、有点“落伍”。为今之计，艺术实践固不便提倡“为国争光，步伐一致”，而应由每个艺术家自由创作；但从集体荣誉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政府、社会与文化单位总要有“发展中国文化的战略目标”及有效的方法、途径。于是有“按现代经济学的观点，即便自家的产品好，也得下力气去推销，品牌的形象和影响是打造出来的。天上不会掉馅饼”，“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实现民族文化复兴的社会实践已无法和经济行为或经济手段贸易战略来推行”的观点(见彭迪《打造中国艺术的国际影响力》一文，载《美术观察》2005年第7期)，其他许多位名家也都赞同创造“艺术品牌”，打造“文化英雄”，并把文化、艺术作为“文化产业”，以“营销”的方式打入国际市场这一类论述。老实说，这是我更忧虑的问题。

六、非实用的纯艺术不能用品牌来打造

最近读到一篇题为《品牌价值是一种文化问题》的报道(台湾《新新闻》九五六期)。台湾一位企业领导人说：“现在台湾的品牌还是用价格定位，只有价格的优势，没有品牌的价值。这是文化的问题。一千年前中国还有文化，现在的文化并不是自己的文化，所以要创造出自己的品牌不是那么容易。日本因为文化保存得很好，品牌能够建立起来。你看到过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建立品牌吗?台湾什么地方进步了，只是欺骗自己嘛!社会没进步、没有典范，怎么做出好的品牌?三年后如果一个大陆品牌出来，我们的价格就打不过人家了。”这是一位有文化的企业家的智慧之言。他知道商品的品牌背后是文化。没有自己的独特、深厚、雄健的文化，“品牌”不会有特色，不会源源不绝产生独树一帜的创意。

艺术界却打算把“文化价值”当“品牌问题”来操作，刚好颠倒过来。企业家知道“品牌”不理想是“文化”问题，艺术家却埋怨“文化”(艺术)不能畅销全球是因为没有打造出色的“品牌”，没有采用推销商品的手段。

我们应当明白，只有实用性、消费性的商品艺术(或艺术商品)，如衣服、饰品、工艺品、游乐、动画、玩具及许多器用工具(大如飞机、汽车；小至茶杯、耳环)等等比较具有“普世标准”(包括功能、实用价值以及时代性的材料、技术与造型)的产品，才能够以有魅力的“品牌”与灵活的现代“营销”手法去与世界市场竞争。而对于纯艺术与艺术大师我们断不能以为倾全国之力就能“打造”成功，然后再当作商品去推销。当艺术成为时代风潮的产品，真正的艺术便死亡了，真正的艺术大师也不见了。因为艺术大师不会是一时耸动的市场“明星”。

也许有人认为时代变了，“大师”应该提早受肯定，早日“为国争光”。这当然极好，但是由谁来选拔?由什么机构来评定?拿什么标准?可行吗?这也是我们应想到的问题。

想想西方现代的梵高、珂勒惠支、蒙克、席勒等人，是由什么外力、以什么战略“打造”出来的呢?

坦白说，伟大的艺术家不但不是“打造”出来的，而是“打压”出来的：时代、现实的困境与人生的痛苦及对理想的渴求，“压迫”个人自发的奋斗才是艺术大师诞生的动力。

期望优秀艺术源源产出，期望国族艺术大师不断诞生，就要让人才有自由生长发展的环境，不要给他消极的“打击”(如政治的限制与经济的困苦)，也不必给予积极的“打造”或以种种外力来“揠苗助长”。有深厚的文化历史，有重视人文价值的文化环境，有生命力旺盛、高文化素质的人民，人才与大师自会自生自发，艺术自会昌盛繁荣。

七、我们应有的认识、反省与抱负

中国的美术自古即与西方有许多不同。因为中西自然观的差异及对艺术价值认知的不同，中国没有主观、客观对立的观念，所以没有像西方一样严格的写实主义，也不以摹拟再现客观物象为艺术的最高目标。中国艺术不力求具象的再现而专注于意象的营造，从来不像照片，所以不受摄影术的威胁，也不像西方走向具象的对立面即抽象，中国画因线条的运用，逐渐建立了极复杂、高超的“笔墨”技法。而意象的内涵为“诗意”，所以诗、书、画的结合在唐宋以后逐渐成为主流。中国的三绝“多媒体”也大不同于现代西方以现成物合成的“多媒体”。

略述中西艺术的差异旨在说明：(一)文化差异在艺术上表现出的“各具特色”原是可贵的、多元共存的事实。(二)艺术的演变各有路数，不会齐同一致，也不可能合辙共轨。(三)要维护可贵的独特性与文化主体性，要有自己的史观、艺术价值的认知与对发展前景的期望。所以建设我们当代的美学与艺术思想，探索更多元、更开阔的艺术价值的基准与表现风格才是正道。其间有两个重要的原则，即传统的延展与开发；外来的批判与吸收。也就是我常说的“传统的现代化与外来的本土化”。这是观念的建立，是第一步。

其次，我们要检讨美术教育是否有贯彻中国文化的独特性与主体性的主旨，对传统与西方是否有批判的继承与吸收?有无迷古意识与崇洋思想?是否陈腔滥调因袭传统?是否以新奇怪异为“创造”?第三，我们的艺术评论是否以摭拾洋人论述与概念术语为高深?我们能不能不写瞎捧文章，不以艺评做人情，做应酬?我们应如何提升艺评与艺术新闻的品质?第四，我们要有一大群有能力、真心热爱艺术、有高素质，而且对中国艺术有认识的收藏家。任何国族的天才与大师最初都依赖本国收藏家的赏识与支持才能最后达到世界人士的普遍赏识。假如中国、日本或印度的画家要靠西方的拔擢、赞扬才能“出头”，这是很荒谬而且可悲的事。第五，我们希望中国有世界品质的美术馆。政治力的涉入与收取租金的展览将使美术馆的意义尽失。第六，我们要有够水平的画廊、拍卖公司与艺术市场。第七，对于假古董、假画的制作与销售要有法律的制裁与道德的规范。制造假画的行径应该视同作家抄袭他人著作、盗贼窃取他人财物一样可耻。第八，我们应倡议中国的画家不画重复作品，不以画当礼物，不草草大笔一挥了事，不当众挥毫，不向书画家求“墨宝”，画家应建立个人创作的记录，编号摄影存证，艺术的买卖要建立经纪人的制度。只有我们决心革除传统的种种陋习，认真、严谨对待自己的创作，而且学习西方上轨道的制度与运作方式，中国艺术才会提高品质，才会受尊重，也才会有高价格。西方画家一生画几百、上千幅画，中国画家动辙数万(还不计入应酬送礼之作)。单以数量论，每一幅花的“创作”心血未免太少，这是我们应该检讨的。

在艺术活动方面，我们要吸收外国经验和优长，也要有自己的主张和做法。一方面要多建美术馆展示中国艺术，同样展示各国有代表性的古今艺术成果，对西方当代艺术不以我们的好恶为标准，也要尊重，但要有我们自己观点的评论(官方不可介入，自由讨论应百家争鸣)。我们要经常举办各种中外文化交流活动。而对于西方所举办，以他们的观点、标准与规格设有奖项的“国际当代艺术”、“双年展”等“前卫”艺展，我们官方、学院与艺术团体绝不选派艺术家参加(个别私人自由参加不应设限)。我们除了有本国艺术的美术馆，也应有展览我们所收藏西画的“西洋美术馆”(除了要有庞大的收藏经费，还要看有没有购藏西洋美术杰作的机会，因为现在杰作大多己不易购得了)。

而对商业化的艺术与工艺产品的推广营销，我们应该打造有中国文化特色与优势的“品牌”，还应把许多工业产品与消费品艺术化，发明更多有高度艺术性的商品，创造经济奇迹。另一方面，中国的“品牌”要创造有文化的产业，为世人共享，但不可传播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扩散色情文化，挑逗感官，制造蛊惑大众的“潮流”与“偶像”，引人受骗、堕落。我们的商业文化要赚钱，但对人类有道德承担，要有所不为。这是一个文化大国的El我期勉。美国做不到，中国要做到。这种“王道”文化将得到全球的欣赏和拥戴，因而可大可久。

而对于最具独特性、最具核心价值的文化，也即高层次的宗教、艺术、价值观、生活方式、风俗民情等部分，我们一定要尊重其独特性与文化差异，坚持世界各文化多元共存的宗旨，不认为所有文化有可能或应该走向全球一元化，所以我们不认为包括艺术与宗教等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分、优劣之别。我们不会以自己的文化去征服或歧视与我们不同的其他文化。不过，没有一个文化不期望对人类有最大的贡献，能发挥最大的影响力，能不断提高其世界地位，所以，文化总要宣扬、扩展。但是，中国文化将以王道而非霸道的方式赢得世界的尊敬与赞赏。

我们现在要沉潜、积累，要走远路；不要急躁、功利、抄捷径。中国开放改革才二十多年，我们的文化力量还远远不足以抗衡西方文化霸权。等到在经济上达到第一流发达国家，在社会的其他方面也相应大幅提升，当整体国力真正成为第一流强国，我们还要有高素质的国民，有丰美的文化创造，到那时候，中国文化的世界影响力之大、地位之高、贡献之巨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那时候我们所举办的“全球艺术大展”将四方来会，以参与为荣。我们绝不采取当代西方的做法，虽然有中国艺术的史观、论述与评判的基准，但我们只办艺术交流、观摩展览，展示各国艺术的代表性成果，对各类作品一视同仁，分类展出，没有统一的一元化规格，也不比赛，不排名次，不给奖。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作品很难定名次高低，只有单项作品(比如书法或水彩)才可在同类中评名次。假如我们坚持绘画的平面特质不应破坏，绘画将仍以材料工具分类(如水墨、油画、版画等)。西方的装置艺术、观念艺术、身体艺术等，只要它代表其文化，我们就应予以尊重，但以我们的观念，既非平面作品，不宜列在“绘画”名下；既非雕刻也非舞蹈，应另列新类。我们或将之称为“游艺类”。我们所办的大展只负责审选该类之优秀作品，中外艺术我们都有专家，我们的选审委员不会聘外国人，更不会请外国策展人。外国艺术作品由我们的委员决定入选与否。这一切都在彰显中国艺术界独立的判断。对于不同意的外国画家我们也尊重他的不同意见，可以不参展。在我们举办的艺术研讨会上，世界各国各地不同的艺术观点可以展开充分理性的辩论，各抒己见，地主国不会下结论，不会定胜负。我们认为文学、艺术有国际性共同的评判标准，所以即使中国成为超强，也不会以我们的艺术主张为唯一的世界性标准。我们坚信文化艺术应多元共存。

结语

中国人在20世纪中叶之前数十年间曾对帝国主义军事霸权进行了勇敢的反抗，而曾有“抗日”与“抗美”两段历史。1945年以后，因为核武器的出现，世界不敢再有全面的战争，只有局部战争，半个多世纪以来因而有了相对和平的环境。近代因科技发达而崛起的西方强国改变策略，采用经济与文化的扩张手段，以柔性的“武器”要达到操控世界的目标。“全球化”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西方中心论在全球的新布局。而经济发展在使人人受惠，所以较受欢迎，很少遇到反抗。但若有另一个“东方中心”的经济体，不愿受“西方中心”宰制，要独立自主，与其平起平坐，便要受到围堵，对此我们已有目共睹。而西方文化霸权因为运用“软件”的文化，提倡颠覆传统、不要规范；提供享受、逸乐、刺激甚至引导感官与本能(如性、色情)的放纵，使人乐于趋赴而难以抗拒。这是西方文化霸权得以虏获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的原因。我们看北京、上海的美女争做名模，社会上种种急速西化的现象，实在令人感慨。

中国文化界尤其是艺术界要有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主体性与独特性，才不致于在未来面对这个开放的世界、在“自由市场”自由的竞争中丧失了自我，在不知不觉中附和、盲从、追随西方文化霸权，自动成为附庸。当代中国在借力提升自己的同时，对文化霸权不能没有警觉与“柔性”的制衡、抵制乃至反抗。我们如果因经济上的茁壮而丧失文化主体性的独立精神，犹如有壮硕的躯体却没有灵魂，那将是得不偿失的。

今日西方超强的确不可一世，但长远来看，压抑、歧视、排斥其他文化、唯我独尊的霸权不可能持久。何况西方文化二百年来的光芒已渐渐消退，它贡献于人类之巨大与对世界的破坏之深重，历史还未能计算出其间的功罪。西方文化的发展是狂飙激进式的，常在两个极端中摆荡。别忘了西方在中世纪曾有一千年的反人性时代(俗称黑暗时代)，文艺复兴之后才能重回温暖的人间。近代科技的猛进而有马克思批判的“人的异化”，也制造了马克思还未看到的现代世界生存环境的大破坏。当代西方艺术摧毁、颠覆西方自己优秀传统的程度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地步。所以，我相信未来西方艺术与文化必会开启另一个类似“文艺复兴”的时代，不然的话，西方将无以为继。西方学者早已发出“艺术终结”的呼声。我们期望未来中国文化的重振会有助于西方文化的反省与再造。

现实世界以“实力”定胜负。中国一旦成为超强，你将可看到别国的艺术家以能入选中国举办的全球艺展为“宝贵的荣誉”。现在中国还在艰苦奋斗中，我们距离富强康乐与文化大国的境界尚远，我们要从远处看，不争一时，争千秋。尤其对于艺术而言，急功近利将全盘皆输。我还要引用“农耕文明”老古董老子的“不争、无为”来延伸我的想法：高层次的文化与艺术要以“不争之争，无为之为”来对待，才能可大可久，如巨木之屹立，如百谷之王。

何怀硕台湾师范大学美研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