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社的这本书好看，但有点奇怪，林育德，从文中的自述得知是台湾人，除此之外书中没有作者的其他简介。他的文字很好，每幅画的小标题都美。那种消化过后的从容平坦，以及透出来的情感，好几次都让我想起赵广超兄的文字。
1， 书的叙述，是根据在欧洲流行的一套关于清代中国的铜版画，结合马噶尔尼等人的日记，一幅幅画面进行评说。算是一种历史散文。一开始，先谈到了欧州的中国热的兴起\变化和衰弱，种种心态的变化。从《世界公民》、“王玉通”到“John Chinaman天生是流氓……”，今天读来，竟然也想再谈今天的事情。只是今天欧美的中国观地转化实在迅疾。往往能够今年还在破口大骂，明天开春就好话连篇。不管说好说坏，都只是出于利益。我们的时代更不天真了。

2， 如果参照马噶尔尼日记原本，他面见乾隆皇帝时下跪礼仪之争，实在是无关紧要的。后来的历史叙述者把这个瞬间传奇化了，象征化了。似乎是这一跪与否，是中外关系走向的一个分叉点。
马噶尔尼等人本来就来者不善。他们游览长城做的测量数据，工作之精密，简直就是军事间谍。面见皇帝后，沿途在中国沿运河南下旅行，出了难免的异国情调的观察，这些观看者时不时地在心中暗暗评估着，英军如果来攻打这个国家，该要付出什么样的代价。他们始终留心掌握数据。
这种心态才是正常的，绝非是一腔情愿地来友好通商，跪了皇帝之后被得罪了，才发生了什么巨大的转折。我们不能忘记，当时广州十三行和西洋诸国通商已久。而澳门给葡萄牙人当基地也已经一百多年。同时，英国人在印度的经验，必定严重地成为中国事态的参照对象。

3，《文明使野蛮充满创意》一文，比较中西方的酷刑。说：中国的酷刑强调手工性，刽子手的好手艺要长时间才能练成。同一种刑罚，他的动机对受刑者的痛苦程度会有极大的影响。他的即兴发挥出色与否，决定着行刑现场到底是高潮迭起还是平淡无奇。反之，在欧洲，酷刑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尝试对痛苦进行分类和量化，用器械代替手工。这样一来，谁来操作都会有同等的效应。
这番比较，实在很像是比较水墨画和版画。
“一名刀法精湛的刽子手和一座设计精巧的断头台，各自呈现着东方河西方怯然不同的文化底蕴和文明成就”……

４，下一篇，《上有旨，令尔多受些罪》，还是讲酷刑，以成得刺杀嘉庆帝为个案展开。这里涉及到中国人的历史常识中的公式化和面谱化问题。普通百姓，通过戏曲故事、说书或得历史知识，历史从来都存在着演义的成分，这种演义也就是话语化，影响到真实的实践进程。历史上的忠奸模式，影响到官员的自我评估，也影响到帝王对官员的评估。
这种面谱化一定程度上是要靠重复次数来积淀。历史要够长，叙述却又够简略的话，发生在不同时代的相近似的历史事件，就很容易让人们忽略细节的差别，产生循环论。觉得历史事件的发生模式是有限的数种，产生出“历史基因”的感觉。
这种循环论在历法里面就有其根源。欧洲用耶稣纪年，数字不断叠加变化，容易产生进化论叙事。中国六十甲子一轮回，换个皇帝换个年号，万象更新。从头再来。前些天，老友牟森对我说起阅读中国历史的体会就是两个字：再来。ａｇａｉｎ．
关键在于，这是一种演义之后的感觉，还是经济、政治制度的设计所埋下的。

５，马噶尔尼使团的使命之一，是偷窃桑蚕的秘密。他们认为：“中国人把丝绸视为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谁出卖了这个秘密会被处死”。而他们四处打听，为的是把桑树引种到印度殖民地区种植。这肯定是小人之心了。中国人如果不愿意对外国人谈起种桑养蚕的事物，绝非是为了保守国家机密。而只是觉得这是如此平常，以至于不值得向远道而来的人提起。英国人的好奇心不会引起他们的戒备，只是让他们觉得无知和荒谬。如果中国的蚕农和织妇们知道这日复一日的劳作被英国人视为天机，他们会好好要个自以为是的天价的。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乏汉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