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身份与革命意识

写给鲁明军的一封信：

前些时日与你在四川大学旁咖啡馆的交谈，在我看来有必要整理成一篇书信，以继续讨论。我将你我讨论的主体陈列如下：

一：革命给我们带来了什么？
二：何种批评方法论才可有效？
三：批评的态度与动机是否值得商榷？
四：既得利益与实用主义
五：意派的东方思维

我将我的思路以文字的方式复述于以下文章之中。

当人类从低级动物走向高级动物开始，革命就成为我们无法逃避的主题，几乎绝大多数的人文主义者都坚信革命使人类走向进步。这里我引出两个命题，一：“历史总是被烟云所笼罩，但升起的日光终究播散云雾”。二：“所有的革命最终都以交易而收场”。前一句在我看来是知识分子的终极责任与使命，我们从五四新文化革命开始，即走向漫长的现代性转型，中间经历了处于潜伏状态的新中国意识形态时期，直至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艺术革命又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我们反思意识形态绘画，反思艺术创作方法及模式，开始了一场浩浩荡荡的85美术运动，直到1989年落下帷幕，我们可以纪念的是理想的冲动，与作为时段衔接的历史使命的完成，而进入1990年之后，真正意义上带有中国政治经验的架上绘画流派才开始被提出，例如“玩世”;“波普”;“艳俗”，而留下的隐患则是理想主义的人文反抗意识，及跟随其他文艺形式对意识形态反抗的所产生的社会效应，而在理论上为什么我们所讨论的有关“意义”和有关“后殖民身份”并没有依照我们所设想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去讨论，而是被其他新的革命所取代，例如“图像转型”“文化政治学转型”“庸俗社会学转型”等等，但至今我们并未找到有效的方法论，这样的结果有两点可能：一，它在某个方面推动了文化多元的发展，使得其体现了民主的基本诉求。二：反之，它也造成了今天的讨论混战，并引发了无趣的语言暴力及多种生存语境的批评家的经济收入，大家忙于提出各种概念，因为在非具有普世真理的社会发展必然趋势中，任何概念提出的初衷都是带有呼唤及拯救意识的革命，但在良好的动机之后，其言论的确立必须在话语权的实效基础上促进，那么资本及运作便必然出现。

就此而论我引出上文的第二句话“所有的革命最终都以交易而收场”。值得思考的是任何革命的初衷都是带有理想主义的驱使，这是革命的前提，而这种革命在经过必然推动途径的时候，资本及运作的策略成为首选，而我们回顾五四新文化革命时会发现，一，当时的政府在某些层面上对知识分子是尊重的，例如大学教授工资月薪可达300到800大洋（在今天可以买套房子），而杂志的稿费也是高昂的。这就确保了知识分子的生存保障，二，各种杂志及刊物的兴起，这种无话语管制的众多媒介决定了其言论的传播及推广。三，社会环境的动荡，从袁世凯到张勋到北洋军阀，到中原混战到日军侵入，又到国共冲突，中国社会在短短几十年中充满变革，这就决定了民心的动荡，这种动荡使得所有的革命都容易具备短暂的实效性，从康有为的君主立宪，胡适的实用主义，到吴稚晖等人的三民主义，陈独秀的共产主义等等，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时期充分利用了文化政治学的转型，这也体现了形而上学长久不衰的使用价值。于是我们发现哲学思潮的改变是紧随社会政体的变动。同样这种革命的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在中国当代艺术三十年的变革之中，从伤痕美术的兴起，实质上这和当时的国家当权的主要领导反省文革有着重要的联系，到后来85到89的新潮美术时期与当时国内政府智囊团对于中国发展所提出的各种方法论及体制路线的讨论相关，那么到90年代后期国家确立了市场经济之后，当代艺术市场的兴起，以及政治波普，玩世等艺术形式的没落，都成为有力的见证。而作为纯粹理论的讨论，例如“意义”“后殖民”并未起到实践性的效果，所以在这里必须提及的是作为革命的兴起，它是否成为这个时代的显学，必然是存在多方面原因的，而正是这一点，有些批评家提出的学科交叉或向政治，经济，体制生态的延伸才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成立价值。

那么既然如此，革命的具体策略，便是从经验出发，从社会变革出发，而并非是拿些不在一个语境上的思维将其全盘否定。从反思革命来考虑，那么这种否定态度便变得尤为重要，从一个理想化的角度来看，五四运动中，不管是传统的康有为，章太炎，还是改革的胡适，鲁迅;，都是一种失败，这种失败是错误的极端主义，错误的知识分子幻想，假若我们在这里说，知识分子是思想的专家，那么有一点则是，这种思想是具有精英主义眼光的，这种疾苦关怀是精英主义的疾苦，这种拯救是精英认为的拯救，从这里可以看出，为什么毛会提出那句“农民战争推动社会发展”的错误言论，其原理在于，毛是站在农民需求的立场上所倡导的革命，其主体受益者必然是参与革命的农民阶级。但，这里的极端也产生了另外的效应，这是解救现实的唯一方法，于是战争论便成为其终结，集权也由此产生。在五四之后，这种效应便很快出现，上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成为各国反抗集权的思潮，成为具有前卫，先锋形式的革命话语，而新中国建国后，这种左倾思潮随着国家政权的建立，在中国50年代采取暴力的手段反右倾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的掀起，成为革命极端主义最好的见证，于是这种反复的革命必须值得我们反思，这并非是对既得利益者的妥协，而是科学的，客观的梳理问题，并认清走向。

例如今年的成都双年展的主体“叙事中国”，在研讨会中，有些批评家指出，叙事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描述，而是带有态度的叙述，但必须提出疑问的是：作为问题的主体“中国”，我们的态度背后，究竟是那种价值诉求，我们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中国”，难道仅仅是文本之间讨论的“现代性”吗？这种现代性是否是人类的终极价值？在今天的美术批评界，后现代被反复提出，但我至今未看到几个，能用后现代非精英眼光的方法论去反思我们的现代化转型的，而也未看到对后现代反思的后现代是否也存在问题提出质疑的？要么是提倡“东方学”，要么去提倡“整一性”，这种形而上学的反思，在一定层面上是对多元反思之间的矛盾的模糊化，及借用东方的循环之说来强调的互溶性，但这很容易陷入一个和现实脱节的关系之中，而需要进而讨论的是，什么是现实？假若用现今流行的“现实”来看，既完成现代化转型之后，再去谈论革命的弊端，西方民主的弊端。但我们也需面对的是，在今天社会发展的大的趋势之中，民主的重要性已无需讨论，这是一个基本常识，但民主之后我们怎么办？才是一个具有前瞻意识的知识分子所应关心的问题，对历史的总结，往往不是单一的去观察其某一特定面，对五四的总结，不仅是革命的必要性，也要梳理出这种革命给我们带来那些创伤。西方的现代化转型的完成，同样给西方带来了致命的缺陷及打击，而这种缺陷与打击正是西方现今前沿学者所思考的问题，当代艺术怎样具有持续性的发展，其评判的方法论如何才不会被反复的批判与再确立，才是西方科学精神的精髓。同样，既然我们不断的在反叛既定话语，在反叛既定美术史，在强调边缘身份，为何我们不可以将主流也认为是一种存在的边缘，这种研究方法论，类似于西方女性主义的发展，从强调身份强调女权，到现今的差异研究。同样从强调边缘身份及边缘权利中走出，走向方法论之间的差异研究。这既是学者应持有的态度，也是民主最终的诉求，在我看来，当代艺术的生态应民主化，即类似于联邦制一样，采取各联邦之间有各自的地方法律及地方需求，各种批评方法论有各种方法论的批判标准，尊重艺术家的生存体验，尊重各阶层的利益关系，以人性作为基础，以当代艺术的自身的价值诉求作为批评语境和前提，我坚信中国任何一位美术批评家提出的方法论及认同的表达方式其基点都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但这种良知往往会被我们过于夸大的人文主义关怀的思维和实用主义的方法论上的变成救人先害人的极端革命方法。
反复交替的革命与不断翻新的需求，历史总是充满未知，但这也是知识分子穷其一生，迷恋知识，迷恋思维的意义所在。

明军兄，我以两首诗歌结束这篇文章，以做共勉：

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涅磐

贪，嗔，痴
一切亦已灭尽
一切却又存在
一花终有一世界
一念终得一清净
飞动的尘土
南山的松竹
任风水流转
终难剪断
------灿灿

崔灿灿---2009年8月15日夜
写于金陵扬子江畔花间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