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发表在《江苏画刊》上的一篇《当代中国画之我见》引起了轩然大波，一场关于水墨艺术命运的大讨论在整个艺术界展开。时过境迁，现状并未发生改变，今天的水墨艺术依然面临了更多问题和困惑，陷入一种矛盾的尴尬之中。

水墨艺术在1985年之后出现了几种大体的发展形态，一是延续徐悲鸿等人的“写实现实主义”水墨等，二是以“新文人画”为代表的复古之风，三是水墨装置，水墨行为，水墨影像等“观念水墨”，四是绝大多数的“现代水墨”。当然这形态划分本身就是具有争议，其边缘是模糊的也是互涉的。

“写实现实主义”放弃了一部分传统水墨的精髓，陷入了一味的关注社会意识的沙文主义，背离了艺术本身体现自我价值特性，使成为简单社会现象表达工具。在文革时期创作的以写实手法为主的水墨作品，正是陷入了当时社会工业建设发展的盲目追随之中，缺乏艺术家的独立思考成为服务大众性质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同样对西方造型体系的过多运用也使得它是否用水和墨进行创作变得无关紧要起来，导致了水墨精神的局部丧失。

而一味的像“新文人画”一样付诸传统精神之中的自我闭塞，也难逃避世，墨戏的罪责。“新文人画”中的插图性质实质上是和“现代水墨”一样，关注形式构成中的文学叙事及场景构图关系，其继承了传统精神和传统笔墨，例如文人画中“主观大于客观，挥洒容易并强调高贵的文人品格和审美雅趣”。这样一味的抄袭，并未为水墨的发展提供有效的拓展与延伸。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中，只能成为个人研究及喜好的呈现，毕竟兴趣是无可争辩的。假若一个民族需要用自己几千年前的传统来对抗今天的现代，以及步入世界格局之中是多么的可悲，它证明了这个民族在几千年中从未发展，从未有新的贡献，只能不断的老生常谈。

同样“现代水墨”中所强调的现代主义图式及现代人格意识却依旧无法取得最基本的成效，毕竟中国仍处于“前现代”社会，相对层面上而言现代水墨超越了中国现今的社会语境，但问题同样在于，中国是否只有“前现代”语境，显然，不是。中国的社会现状处于“前现代”“现代”“后现代”多元并存交叉之中。“现代水墨”则在此时处于折中的既非保守，又非前卫的状态之中。在反对作为意识形态的现实主义的同时，自己却又陷入了必随时代发展的简单“现实主义反映论”中，从而成为更为庞大的社会现代发展意识形态。

于是带有“后现代”艺术特征的“观念水墨”等开始突发猛进，但问题同样在于，我们应将其清理出水墨的范畴之中，实质上它已经完全脱离了水墨艺术相对固定的边界，材料上的放弃，传统文化已不再作为精神表征而成为一个问题，一种主体，从而实施自己的观念介入。可以说，“观念水墨”理应将其划入当代艺术的范畴之中。对“当代艺术”这一概念的界定，决定了当代艺术是不分画种，无材料限制的艺术概念。其作为研究水墨文化的流派而出现，而并非是水墨艺术本身的延续，艺术与文化之间存在着最基本的区别。

几种水墨艺术发展的趋势面临着诸多问题，李小山的一篇缴文，敲响了一种艺术革新的时代，却也敲响也这种艺术百般曲折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