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制度有问题 研究院成老年会

学术造假太多 已经感到麻木

科技日报:学术造假为何屡禁不止

这次被揭露的事件涉及到浙江大学一个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领导的课题组，但问题并不局限于一校、一地，而具有普遍性与代表性。到目前为止，中国所有的第一流大学都受到过严厉的道德鞭策，包括上海的几所著名高校。

　　如果学术造假是一些个别现象，那么可能是部分学者的道德问题；但如果是一个大面积的现象，就是一个制度问题。学术造假在中国成为一个普遍性现象，与中国的学术管理体制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向具有院士、教授、博导等高级职称和身份的专家过度倾斜，而不考虑这些学者的研究时间和精力。所有课题项目在招标时，都要求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保证一定的科研参与率，从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全部不等。一些知名专家简直就像孙悟空，拔根头发再变出一个自己，去领导另外一个课题。这种顶端优势或马太效应，严重浪费着中国原本就有限的科研资源。

　　与此同时，中国的科研伦理存在问题。科研创新是一个高投入、高风险的领域，大部分的科研项目最终都肯定实现不了预期目标。但是在中国看来，科研项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不成功便成仁。并且，几乎所有科研项目都有严格的时间表，到时拿不出东西就来找你算账。这迫使很多专家要么不承担项目，要么只能作假。然而，人类历史上，有几项重大科研成果是按照确定的时间表来完成的呢？

　　在另一方面，科研工作越深入，能够理解这些科研成果的群体也就越小。再加上语言等方面的沟通问题，使得学术欺诈被发现的概率相对比较低。这就减少了一些学者从事造假活动的风险，使得他们敢于去造假。而目前国内对学术欺诈行为的处罚力度太弱，很多卷入到学术欺诈行为的专家学者，风头过去之后照样从事学术活动，照样去承担国家级重大课题，照样成为学术带头人。可以想像，这对于学术后辈是一种什么样的示范效应！

　　要想减少中国的学术造假现象，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工作可以同时进行：首先，在科研项目的招标过程中，应该把科研项目委托给有科研能力的人、有科研时间的人、有科研道德的人。其次，应该结束按资排辈的恶习。再次，要改变僵化的量化管理机制。在现阶段，全社会都需要正确认识科研创新的属性。而这一点，就不仅仅是一个制度设计的问题了，而是整个社会的文化观念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