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美术馆正在展出的就是陈老师最新的作品，借这一次讲座的机会，我们也特别希望能让大家更为了解陈老师以及他的作品，然后现在我就把现场交给陈老师，有请！

陈文令：谢谢各位来宾，在周末宝贵的时间能够来听我胡说八道。其实我是想在今天比较宽松的探讨一下，我这个《悬案》背后的一些东西。等一下我会留一点时间跟大家一块讨论。《悬案》这个作品，来自于我个人的一次经历。在座的应该有一些人会知道，但是还有一些人不知道，所以我再罗嗦的讲一下。在十五年前，也就是1996年的3月22号这一天，我在厦门海边被抢劫的一个现实性的故事。我从里面获得了一个灵感，然后做了这样的一套作品。我想说很多艺术家一生的作品，跟他的生活经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艺术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也是一个艺术家对生命的体验，或者体验的一种特殊表达。所以我记忆很清的是，在1996年的3月20号，我在《厦门日报》看到有一则陈景润去世的消息。为什么我要讲到陈景润？陈景润是福州人，那是五、六十年代绝对的精神领袖，也就是说很多小孩子，山沟沟里面的孩子通过个人的苦读，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看到新华社的报道，陈景润去世，我当时也是有一种震惊的，等于一个精神领袖离你而去。我记得当时厦门还有点凉意，我拿着那个报纸就看傻掉了，就觉得陈景润—一个我从小的精神偶像就这么去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一个微不足道的生命在看着一个名满天下的一个数学大师去世。当时这一幕给我印象特别地深。

然后到3月22号，也就是陈景润去世的三天后，我跟我的女朋友，也就是我现在的妻子，当时两个人是在闹分手了。她要从厦门调回泉州，就是再最后见一下面，然后她就要离开这个城市。我说“那好，我们就一起见”。当时我是穷得叮当响，身上也没什么钱。我本来是应该四点多跟她见面的，后来跟她推到六点多，我们可以把吃饭的时间拖掉，然后比较简单的见个面就可以。我记得那个晚上我买了三个面包，是皱巴巴的面包，然后一瓶矿泉水。当时买矿泉水很有上当的感觉，因为那时矿泉水在中国不太时兴，就是买矿泉水不如买可乐快乐。因为可乐是有味道，矿泉水就有一点上当的，这是十几年前，今天我们坐办公室里面的人是体会不到的。

我当时在八点前我吃下这三个面包和这瓶水，而我的女朋友就跟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我们在八点二十几分的时候遭受抢劫，很严重的抢劫。这个抢劫的过程中，我可能跟他在那儿生死搏斗有十几分钟。当时就觉得可能是他杀或者情杀或者什么，后来经过公安局调查，这三个歹徒，是从监狱里面越狱出来的亡命之徒。那个晚上他们穷凶极恶的，对我一个很贫困的艺术家，他们的刀锋都是从我们的头上砍下的。其实我们当时身上也没有多少钱。就是经过这种生死的博弈，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死到临头了，大限临头了，什么叫做大限？就是人生最后的一刻。我当时就觉得，这种求生欲望很强的，我觉得我不可能一个年仅二十几岁的生命，这样就离开人间。有一种本能的，一种很强大，无比强大的生命力，觉得一定要躲过这个死劫，从死神的魔掌里面挣脱出来。殊死的搏斗之后，他们把我打晕了，我从公园爬了一百多米出来报案，当然不是报案，我就让更多的人看到发生了抢劫案件，公安局才能派人来营救我。

这个纪实的故事讲到今天，我想抽离出一种最核心的精神价值。就是这个故事里面隐含着最核心的一个特征是什么？就是博弈与挣脱。从自古以来，人类文明的整个进程中，几万、几千年来，人类跟自然搏斗，跟神搏斗，跟物质搏斗或跟敌人搏斗，在这种博弈里面我们要不要挣脱出来？在这个博弈挣脱的过程中，我们五百年前我们挣脱什么？我们现在又博弈什么？可能是在一个无神论的时代我们跟众神论在博弈。像中世纪时代里面，就是人与神的博弈，从神的枷锁里面挣脱出来，获得更多的解放。在当下社会，应该是从一个物质的这个机器里挣脱，从十七世纪蒸汽机发明之后，现代文明、工业化时代就有了“机器”。当然我说的这台“机器”是含着物质“机器”和权力“机器”的社会“机器”，也包括自然这台“机器”，我们无时无刻都在一种博弈和抗争之中。在抗争之中，现代机器给人类带来很多便利，但同时也给我们带来很多岌岌可危的东西。也有可能哪一把屠刀，哪一个战争的子弹会落到我们的头上，这个是我们每一个生灵，每一个万众之灵都是要反思的问题。

所以我这个作品，给人看来是一种力量，一种生猛的东西，一种甚至是有点刺激的东西。我想表达的是今天的艺术家肯定不仅仅贡献美丽。贡献的有更多，有一种社会性的，反思性的一张视觉图像。通过这样的一个作品，引申出更多，这个《悬案》背后到底悬着是什么东西？因为是“案”，我个人感觉它是我对人生的一个思考。在历史上，老子在两千年前就把祸与福的这种相互转换说得非常清楚了。这样的一个巨大灾难，给我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启迪？唤醒我哪一种更为深邃的人生体验？慢慢地，这个灾难可能给我带来一种宽容和对生命的一种珍视，珍视每一刻，每一天。我在想那晚的三个面包，本来是我的最后晚餐，然而我从这个死神手里挣脱出¬来，我又吃了很多的晚餐，已经吃了十五年。而且随着我事业的蒸蒸日上，我的晚餐越来越好。我对这个世界充满感恩，我必须对这三个歹徒——一个被枪毙，一个判了二十年，一个现在在逃，我应该对他们选择宽恕，而不该选择以恶报恶，以怨报怨，应该以德报怨。这种宽恕应该是人性的最好解脱，很好的一个挣脱和自我救赎。

如果我现在还是憎恨他们，仇恨他们，我可能永远活在黑暗之中。在当下，提上一个普世的价值，就是要和谐时代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缺乏更多的这种宽恕和谅解呢？它会缓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给人间带来更多温暖吧。我对这三个歹徒，从极度的仇恨，到至今选择宽恕，我对他们寄予希望。我觉得今天的每一个人，尤其是人文艺术家应该要对人充满希望。我觉得对人充满希望，我们就有可能相信我们的人类社会，一直会通向更好的明天。而不是一种以恶报恶，然后永远在一个痛苦的，黑暗的、充满仇恨的漩涡之中。

慢慢地，我就在思考这三个歹徒，被枪毙的人也有父亲，也有母亲，他们的兄弟，甚至他当时也有妻子，对我来说都是充满悬案的。这个被判二十年的人，现在的生活怎么样？窘迫吗？有没有又被判刑？或者已经也被枪毙掉？都是有可能。在逃的人现在销声匿迹，隐姓埋名了，他们能否重回这个社会？所以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引起我个人很多的一个思考。
而我们为什么用“悬案”这个概念呢？“悬案”在宗教里面，是给予极度痛苦的人，更多的及时性的帮助，这叫做“解悬”。我们就是用艺术的力量，道德力量来解救在痛苦，在地狱之中的人，就是把这个“悬”解下来。所以我们就是，朱青生教授也是很有思想高度的，他觉得应该叫“挂悬生死”。后来我跟他有过很多讨论，我觉得用“悬案”就可以来解决，一个血案跟一个悬案的一种必然的精神性关系。后来我们就选择了“悬案”的主题。“悬案”这个概念，我会逐渐展开关于艺术语言等等的探讨。

这一张作品，我唯一的一个我们全家照。这个是毛泽东那一年去世，76年，我们拍的全家福。从这张照片看，显然并不幸福，很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一个普遍特征。

这个是我当时被抢劫的现场，在石凳的边儿上，殊死搏斗。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道义的功绩，一个道义的目的。而刚才那个是暴力的现场，在今天，很多人心里面，真的是物质性的，很拜金。的确是一种物质和金钱对人的一个侵蚀，一种物欲的膨胀对人的推动是很厉害的。而且给人类带来很多正面和负面各种各样的纠结和压力。对于这些我个人感觉可以进行一些梳理。这是我的整个作品是怎么慢慢成长起来的过程。一开始我们作品遴选的时候，整个作品的构思花了很长的时间，经过几个稿，然后这个作品慢慢地成长起来。

这个是被刮磨完有一些像雕塑了，或者说跟艺术有点接近了。这是一个模型，这个模型脱完之后剩下来一个人的胚。“悬案”这个作品基本属于一个典型的装置性雕塑。在传统的雕塑里面是一定有一个地球引力，立在地板上，人是围绕着雕塑的周边看的。而这个作品我觉得它的语言性已经发生变化，是一个悬空式的人，人可以从作品下面穿行。

我在前半部分讲到了一个关于艺术的社会学，或者人性转换的一个社会性的一些大命题。我想说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还要考虑艺术的本体性，你这个作品最艺术的东西在哪里？否则它就变成是一个故事了。这样显然它有点苍白，就这个作品，我们用命悬一线的线索，把整个作品前展厅和后展厅挂钩起来。这条线是整个作品的一个灵魂，是个点睛之笔。这个作品，在我们工作室从小模型到完成着色，已经做了将近半年的时间，我就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效果。这个作品是在今日美术馆才呈现了一个全部面貌，有点像一个新娘掀起盖头来的感觉。像母体怀胎一样，经历十个月到分娩时刻，你才能看到这个新生命到底是怎么样。这给我带来极大的快乐。那天我带领的二十几个助手，在今日美术馆的很多员工的配合下，我们用一个晚上把它挂起来，那个晚上的那种兴奋是难以描述的。我们憋了半年多的时间，最后一刻看到这个作品的最后呈现是怎么样。因为我们工作室没有这么大的空间，呈现不了这种完整的效果。这个作品充满了神秘性，它是让你憋到最后一刻，这个作品才呈现出来。不像传统的雕塑，一个小雕塑，一米高、两米高随时就可以看到整个作品的全貌。

那这个作品随着这个撤展的临近，可能这个记忆慢慢地也会淡去。可能我们给它收起来，放在仓库里面，或者十年后，三年、两年后，展览的时候才能呈现这个作品的一个全貌。从这一点来看，这个作品是充满现代性和当代语言特征的。所以这种东西也是充满一个挑战性的。所以很多人在置疑说，陈文令这个作品很难卖，也很难通过拍卖的渠道流通，进入社会或者自己获得一种回报。我一直在扪心自问，一个艺术家到底为什么？我这个人一直会很冲动，很疑惑自己，我自己跟自己对话，有时候我很难说服自己。说这个艺术品里面你到底为了什么？在现在的这种市场经济时代里金钱对艺术家的诱惑，对每个人的诱惑是很大的。我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一直做这么大的装置雕塑，显然是跟自己过意不去，我就没有法说服自己。后来我找到我心灵深处给我的答案，艺术还有赚钱之外的功能。绝对是不仅仅赚钱，为了三餐生活。我觉得可能还要为自己心灵的需要，这个被岁月的灰尘蒙住十五年的记忆，它要醒过来，它要表达，而且要通过这种方式表达，你是压不住它的。所以我就号召我们全体的工作人员跟我同甘共苦用一年的时间，把我们心中的这个需要说出来。在此，我特别感谢我的助手，对我们这一年来的很多支持，点点滴滴的工作。所以我想说，明年我的内心还有什么需要？我还能够走多久？我还能够坚持多久？我的艺术还能带来什么样的新的可能性？这样子，就是这样子一直坚持，能不能带来新的可能性？能不能跟这种现实的、普世的价值潮流，有一种相左右的力量？贡献一种新的可能性？这是我要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