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行为艺术以人体或群体的形式发生和存在着,除了与上述装置艺术的产生、背景相同外，还因为许多艺术家虽然毕业于专业艺术院校，但深感架上绘画的话语专制、学院教育分类制的实用僵化以及画廊和博物馆的商业操作，对于艺术灵性的束缚，因而以人体、人自身的行为作为媒介，消解静态物化的形式对于人的生命经验的任何一种侵蚀。国内的行为艺术，从其运作的方式上看，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个体性行为，如北京的王晋、朱发东、张洹、马六明、福建的刘向东、北京的邱志杰、苍鑫等人；二是社会性行为，作品的完成需要多种社会因素和组织成员的参与行动才行，如武汉任戬为首的“新历史小组”的“大消费”促销活动、北京邸乃壮的“走红”系列、郑连杰“九三司马台长城行为艺术活动”、陈少峰的社会形象与艺术形象的调查活动，湖南孙平的发行“股票”活动、广州林一林的投置钱活动等等。
　　以行为的方式对现实社会和文化发生影响，构成一种与现实有效的距离，给公众产生一种警示的陌生感和惊异感，是近年中国行为艺术主要的特点。一九九三年，艺术家朱发东印制了大批“寻人启事”，他穿行与昆明的大街小巷，在凡是有人的地方张贴这种众为熟知的纸单。虽然寻的是自己，但无论对艺术家自身还是公众都提示出了一个难以根本否定的问题：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中，艺术创作的独立性何在？每个个体的人的自我何在？朱发东对此曾谈到：“在今天艺术已成为一种生存状态，艺术作为对生存状态的反映和陈述，……生存状态已成为艺术的主体，成为媒体本身。……我一直寻求一种艺术与公众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对我一九九三年的行为艺术‘寻人启事’的发生也就不会觉得突然了，对它的产生和背景也就有了一个大致的线索。”（注1）一九九四年五月二十日，朱发乐来到北京，开始实施为期一年（因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而未能持续完满）的行为“此人出售，价格面仪”。他身穿中国标准的蓝色中山装，背后缝有“此人出售，价格面议”的文字标志，行走于街头巷尾，朱发东对此解释道：“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物质化的时代，艺术家必须对时代作出反映，这也是我迈向艺术成为生存状态的另一努力。”（注2）的确，艺术家已不满足于用纸单招贴作为媒体，而将自己的肉身作为媒介，直接参与和渗透到公众之中，从而把艺术家在当代文化中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推到了极至。在精神物质化越来越重的今天，远离我们生活的平面图式越来越妨碍艺术与公众的交流。对当代艺术家而言，精神上的困惑远比不上开辟新的艺术语言和媒介来证实人的生存状态。艺术的行为，以其直接的批判精神和警示的姿态，使艺术与公众在意义中达到沟通。
　　在中国的今天，当公众在为“生存”而承担责任的时候，却有不少实验艺术家在为“责任”而承担生存，这在王晋、张洹、马六明、苍鑫等人所从事的行为活动中也显现出来。一九九四年王晋在举世瞩目的北京至香港九龙的京九铁路北京南郊施工现场，选用数十种中药、化妆品、颜料、读物、软饮料等物品调制成一大缸红色颜料。再用这些充分搅拌过的颜料涂抹长二百米的枕木和铁轨。他在对自己的行为做解释时说，调红颜色真难！红颜色会随时间、空间的不同而呈现出变化不定的色相，红色并非具有普遍的意义。九五年初春，他在北京用传统中式蜂窝炉子，加上顶好清香油、盐、葱、姜、蒜等调料，爆炒了一锅不同时期各种面值的人民币的硬币，然后倒入餐盘中。在九五年七月底完成的一件行为活动中，他身着燕尾服与披着婚纱的一头骡子，举行了一次隆重的“婚礼”。王晋行为艺术的主要特点在于通过设计、制做和完成的刺激性，展示他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态度。与此相近的还有专业艺术家苍鑫的“病毒系列”。作者在两个月时间里，连续从自己脸上翻下1500个用石膏像做成的硅胶面膜。面膜布满了工作室的院内和室内，然而数量的浩大并不能抹煞人与人的越来越相似、相同、单一，唯有踩碎这些没有个性的面膜，才能还自我、还个人以本来的独立的面目。

　　个体性行为艺术除了以人的行为活动来进行外，还包括以人自身的裸体为媒介来实现艺术家对自我和社会生存环境的态度。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到两位十分具有挑战性的艺术家张洹和马六明。在“十二平方米”这个时间长度为六十分钟的行为中，张洹裸体并周身涂抹了蜂蜜和鱼肚内的腥液分泌物，冒着一九九四年盛夏的暑热，端坐于肮脏的在中国比比皆是的公厕内，让无数只苍蝇爬满他的身体。艺术形态学和心理期待式的隐喻、象征诸类的问题消失了，代之而来的是对自我价值和生存经验的切实的思考。在随后不久的行为“六十五公斤”中，张洹把自己用铁链吊到了房梁上，在赤裸的肉体与坚硬的铁链、焦糊的血液与淋漓如注的汗水的碰撞中，张洹在拷问自我对环境的承受能力，也在拷问着艺术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一功能性的根本问题。毫无疑问，在他的行为中主体的意义和难以预料的偶发性变化之间的冲突，是提高自我控制能力的必要一环。在“25mm螺纹钢”中，张洹将自己置身于被动而开放的不可预知的处境中，直径二十五毫米的螺纹钢切割出火烫的钢粒直接喷射到他的身体，在几近自虐式的危险处境下，去体验难以用架上艺术和装置艺术得到的肉体与精神、生命与死亡的矛盾纠葛。
　　与张洹用裸体的形式直逼当下的生存经验和生存价值一样，马六明以其娇好、清秀的女性面容和一头长发，加上一幅男性的驱体，以“综性人”的形象和行为方式向公众揭示，人们仅凭面容、服饰之类的所谓文化特征的“包装”来判断一个人，是多么的无效和荒诞。
　　此外，张洹和马六明于九五年五月还与其他八位男女艺术家一道，在北京妙峰山区一无名山顶，在同一时间和同一地点，裸体按各自身体重量由重到轻叠起，统一腹卧，呈静止状态十二分钟，给相对高度八十六点三九米的这座山增高一米。他俩还与另外七位男女艺术家在该山上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分别选择自己的位置，男性挖洞后将自己的生殖器插入洞内，腹卧，呈静止状；女性将自己的阴部对准一突起物，腹卧，呈静止状，这件行为叫“九个洞”。
　　显然，以张洹和马六明为代表的以人体为媒介的行为活动，带有偶发性、随机性等强烈的人性化色彩。但它们往往被一概视为极端情绪化的表现，甚至等同于运动或无政府主义。张洹、马六明在同时做“六十五公斤”和“芬•马六明”的行为展示时，遭到了警方的查处，理由是搞淫秽活动，根本不属于艺术范畴。
　　此外，在没有公开、有效的传播媒介对行为艺术进行传播的情况下，行为艺术采用摄影照片和录像的形式来记录，则行为艺术现场的直接感染力、对架上绘画革命后将有的偶发性和随机性的体验，却又重新被局限在文字、照片和录像这些间接记录形式上，不能不说是行为艺术在中国所陷入的尴尬的两难境地。本来行为艺术是要打破架上绘画对艺术与公众平等交流、对话的约束，结果以另一种形式又落入到这种限制之中。
　　这的确说明社会机制和环境对于行为艺术，具有多么大的制约力量，反过来，也说明不少行为艺术客观上确实具有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和对抗性。

　　社会性行为艺术是中国实验艺术的另一道风景线。一九九三年九、十月，艺术家郑连杰在长城司马台段实施了当时国内视觉艺术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整体行为艺术创作，在众多文化人士、国际友人和当地乡民的共同参与下，完成了五个主题的现代艺术作品。其中规模最大的“大爆炸”行为，是在五十多名乡民的协助下，历时五天，用三百余米红布，捆扎万余块残损的明代长城砖。长达二百余米的红砖块，铺满了前后相连的三个烽火台，延伸在起伏的山岭中。而此前早三个月，艺术家陈少峰只身前往河北省定兴县的一个乡村，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事以绘画为媒介的调查活动，将每位村民画在特制的中国式的履历表格中，并在表格的上方对照以个人照片，让每位被画人在表格中加上自己对绘画是否真实的评语，并在北京举行静态的展示时，请被画者出席。艺术形象与现实形象的相互关系被还原到活生生的社会生活行为中，不失为艺术与公众对话的尝试。
　　旅美艺术家陈强回国实施的观念行为艺术[黄河的渡过]和中国艺术家邸乃壮实施了两年并且至今还在继续的“走红”艺术系列，涉及到在行为艺术的实施过程中，艺术家主体的观念如何能够克服诸多难以料设的社会、自然因素的干扰，得以完满呈现的问题。换句话讲，行为艺术的行为，不等于社会行为，如果前者与后者相混同，就会受到社会行为的准则的判断与操纵。“黄河的渡过”试图以图文传媒的形式实现艺术家的观念，可传媒本身所传述的信息与最初的艺术观念之间出入极大，在整个行为实施过程中，传媒利用了艺术家的观念，大众文化瓦解了精英文化。事实上，社会性行为艺术，与个体性行为艺术一样，也面朝着大众文化、大众传媒对艺术观念的阻截。所不同的是，个体性行为涉及外部因素参与较少，传播范围也小，而这些社会性行为，涉及到众多的环节和因素，空间更为开放，时间更为流变，这就更需要从事此类的艺术家有着高超的协助关系、疏通环节、改变认识、统一步调、周密设计、一次实施的能力，而最为重要的还是使他的观念、他的个人话语有效地播散、渗透或者警醒到公众话语中去。
　　行为艺术在观念传播实施之间的矛盾处境，在前面第一部分所述的中国当代装置艺术中也同样存在。财力、物力、展示空间甚至体制本身的局限，是无法否认的客观现实。然而，没有财力，却阻碍不了思想观念的生成，阻碍不了设计方案的构想与传播，因为装置艺术和行为艺术的难点，……在于敏锐的观念本身，成品是其物质化的外现。近一年来，出现了以新闻报纸或辑录成册的有限印刷品的文本形式进行艺术对话的现象，虽尚嫌过多局限于当代实验艺术圈内，但从中已能看出实验艺术家自由意志的主动创造欲望是何等的强烈和可贵。

注1 ：《艺术成为生存状态》，朱发东文，未发表。
注2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