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80年代，支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导性话语是所谓的现代理论，它也是五四以来激进的反传统文化启蒙工程的继续，因此，在努力摆脱极左艺术创作模式和压力的同时，新潮艺术家们并不愿意回到传统的创作模式中去。西方现代艺术所体现的价值观已经被许多青年艺术家所接受，于是，西方现代艺术就成了许多青年艺术家进行创作的必然参照物。毫无疑问，新潮美术是一次重要的道路抉择，即使是它的反对者也无法否认，它带来了全新的文化景观，与它存在的问题与弊端比起来，这显然更加重要。

王广义

王广义，1957年生于中国哈尔滨市，1984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现居北京，职业艺术家。 重要参展有：《中国现代艺术大展》北京、中国美术馆，《不和塞尚玩牌》美国、加州、亚太艺术博物馆，《王广义个展》中国、香港、汉雅轩画廊，《蜕变突破—中国新艺术》美国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图像就是力量”中国·何香凝美术馆，《当代艺术中心—开幕邀请展》中国深圳、何香凝美术馆，《柏拉图和他的七种精灵》中国北京、“OCAT”当代艺术中心，“美丽的讽喻”阿拉里奥北京艺术空间，《王广义个展》韩国、首尔、阿拉里奥画廊，“江湖”，美国纽约，提顿画廊等。

凝固的北方极地之一

红色理性

从毛泽东时代到现在—王广义
文/凯伦·史密斯

本文作者、独立撰稿人、批评家凯伦·史密斯从1992年至今一直生活在北京。本文是作者本人根据即将出版的著作中王广义部分改写而成，曾发表于王广义的个人画册。在这篇文章中，凯伦·史密斯以一个冷静的旁观者的身份，将王广义的创作置于一个社会主义转型期的社会情境中进行描述，着重分析了艺术家的个人命运和体验与社会经济、文化变革的内在关系，从而为我们了解王广义的波普风格的创作提供了一个独特而翔实的角度。

　　没有画家王广义，中国当代艺术就缺少了一个主要角色。1992年他曾经在一块帆布上信手涂鸦，“王广义是当代艺术运动中最重要的艺术家之一”。由于个性比较谦逊，王广义当时在这句话的结尾加了问号，但这个问号现在已经不具有实际意义。36岁的时候，他的作品已在中国艺术展中处于领先地位，他也因此闻名于全国艺术界及海外。从贫困到富有，王广义通过不懈的奋斗，已经成为值得众多年轻艺术家仿效的成功典范。

　　王广义生于1957年，那是个贫穷而沮丧的年代。虽然他性格内敛，但仍然不忌讳谈到家庭较低的社会地位和曾经所克服的种种困难。到2000年，王广义已经成为中国新兴的贵族之一。他在市区拥有漂亮的公寓和别墅，在市郊拥有自己的工作室。他驾驶豪华轿车，并充分享受生活，不再为自己的财政状况担心。在1990年早期，根据个人财产为艺术家排序仍然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样看上去似乎不公平，而且会影响到兄弟姐妹间的友情。但是个人财富已经成为人们摆脱贫困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20世纪80年代初．在邓小平改革开放和现代化政策的指导下，迅速发展的中国与王广义曾经成长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他是幸运的，因为社会政治气候为他提供了很好的环境。这也使得前卫艺术得以产生。1985年，当时中国第一批大学生(1977至1978年恢复高考)毕业并走向社会。

　　有争议的是，作为1984年后的当代艺术家的角色模式，王广义的地位确立是建立在创作了一系列20世纪80年代中期前卫艺术的代表作品的基础上的。在强烈的激情驱动和他所倾力研究的北方地区特色的引导下，以王广义为首形成了一种新的理性而又蓄势待发的艺术形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王广义的带领下，他们举办了一系列的展览和研讨会。接下来的十年，他几乎是单枪匹马地把流行演绎为多种艺术形式。接着他又钻研西方哲学，西方艺术史神圣形象的解体，从而形成了当代中国新的文化标准。他戏仿大卫的著名的《马拉之死》，以无变化的灰色来创作，去掉原色而挖掘到西方艺术史的灵魂。

　　20世纪80年代末王广义创造出了一系列作品，题为“毛泽东”，由此奠定了他在艺术史上的地位。毛泽东逝世于1976年，之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于1978年下台。20世纪80年代开始对他们的审判，毛主席的肖像静静地远离公共场合。当人们沉痛哀悼毛主席的时候，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依然遍及全中国。这种感情跟回忆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在这种混乱而麻木的氛围中，王广义大胆地以热情的红色、忧郁的灰色重塑毛主席形象，并以此嘲讽以往单一呆板的毛主席肖像。

　　王广义模仿沃霍尔，挖掘身边的社会政治环境，将最可传达的主题加以利用。这样他引进了一种全新的方法使那些长期以来人们不得其门而入的东西得以在当代艺术的世界被艺术家自行支配。

　　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艺术世界开始疯狂地寻找一种新型的中国式的现代性，从而与国际水准接轨赢得承认和赞赏。王广义是中国前卫派在国外最早的代表之一，像他早年许多佳作一样，这些在1989年之后都“消失”了，一少部分落入国外收藏者之手，其余的则被锁在中国，结果是在中国艺术界之外鲜为人知。

　　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吸引了西方艺术界的想像力，确立了他作为前卫派领导者的地位。在这些作品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商品消费主义相遇冲突，王广义泰然自若地挪用那些描绘中国大步走向理想化明天的社会主义宣传画中的形象。通过这些，他用不同的西方驰名商标代表消费保护行动的忧虑。清新的线条、纯洁原始的色彩，社会主义观念与驰名商标名称之间的强烈冲突使得绘画不可能被忽视。他们简洁明了地表达了一个在现代化进程中为消费主义浪潮冲击的社会大气候。两级相反的事物并置增强了王广义的意识形态混合物的视觉和谐。不同的方法和社会意识被归于同样的视觉结果。在改革开放时代，这两种对立的观念相溶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邓小平关于私人积累财富是可以接受的、是好事这样的个人承诺之中。随着涌入市场份额的渴望，使得人们开始耐心克服中国复杂的进口关税市场规则等困难。政府在此看到了利润，而人们则看到了机遇，王广义也是如此。

　　在混合商标名称和社会主义宣传时，王广义不需要将产品的性质和他挪用的年轻拓荒者们所解释的特定意义联系起来。现代汽车不一定与国产拖拉机相遇，奢侈商品也不一定强调小资产阶级的装饰礼服，也不说快餐食品是健康的保证或是饥饿的治疗仪，如果是相互关联，那也几乎是偶然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