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陈钧德、陈巨源、陈巨洪、郭润林、沈天万、罗步臻、孔柏基、黄阿忠、王健尔、钱培森、徐思基、韩柏友
展览时间：1979-02-01 —1979-02-28
地点：黄埔区少年宫

1979 年 1 月《上海十二人画展》在黄浦区少年宫举行。本次展览由钱培琛、孔柏接、陈钧德、黄阿忠、沈天万、徐思基、韩柏友、陈巨源、陈巨洪、郭融另、罗步臻、王健尔等 12 为画家自发组织、自选作品共同举办，展览强调探索精神、对题材和内容无限制。这次展览展出的作品开始突破以往单一模式，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艺术色彩的展览，被载入中国美术史册。

1978年后，作为在野画展（即不由官方主办、出资，参展艺术家也大多无官方背景的画展）的“星星美展”对之后美术界的现代艺术发展产生不小的影响力，但它并不是第一个在野画展。事实上1979年2月，在上海黄浦区少年宫举行“上海十二人画展” 是中国第一个具有现代艺术色彩的展览，也是全国第一个在野画展。

由高名潞主编的《’85美术运动历史资料汇编》中收入了1979年4月1日，一位署名覃其的作者在香港《文汇报》对展览的情况作的报道：

这个展览会的名称，叫做“十二人画展”，乍看好像是十二位名家的联合画展，其实不然，这十二人皆非知名人士，是十二位青年自由结合举办的，他们每人提供了自己认为满意的作品。展览会采取“自负盈亏”的办法，场地租费、电费和其他开支，一律“自负”，用门票收入来抵付这几项开支。这十二位青年的作品，特色很多，根底亦不弱，又有大胆探索的勇气，形成多种多样的风格，开幕后观众十分拥挤，且博得一片喝彩之声，因此门票收入足以抵付所有开支，据说还能略有盈余。展览会“自负盈亏”是老办法，在过去都是这样，但在我们这里“一切都是国家包下来”，展览费也从来都是国家交纳的，这十二位青年重新作为“先例”在上海开创，这个展览会本身也具有点“新意”了吧。

参与此次画展的艺术家并非全是专业美术家，当时参展的艺术家有：陈巨源（1939— ）（美术设计）、陈巨芳（美术设计）、郭润林（美术设计）、沈天万（1931— ）（美术设计）、罗步臻（1943— ）（少年宫老师）、王建军（少年宫老师）、钱培森（中学教师）、徐思基（中学教师）、韩柏友（自由画家）、黄阿忠（1952— ）（文化馆）、孔柏基（1932— ）（戏剧学院总支书记）、陈钧德（1937— ）（戏剧学院青年教师），共12人。在创作上，他们坚持了自己对艺术表现形式的探索和追求。展览的整个过程中，参展艺术家文责自负，没有经过任何方面的评审。展出作品一百五十余幅，有中国画、油画、水粉、水彩和油画棒等画种，题材多是山水、花卉、风景、静物、古代仕女、戏曲人物等。而这些题材在刚结束不不久的“文革”中皆属于被批判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情调的绘画，是绝对被禁止的，作品体现了1949年前民国时期绘画的一些基调。

探索、创新、争鸣，是画展在广告上的副标题，展会的前言则是一首不受约束的自由诗:“严酷的封冰正在消融，艺术之春开始降临大地，战胜了死亡的威胁，百花终于齐放……每一个艺术家有权选择艺术的表现形式”，在前言里艺术家们还表达了要为“文学艺术的全面繁荣”而努力。

展厅的布置也较以往有大不同，展厅中央用于悬挂作品的屏风，被设计成X形式样；在展览展出的同时，展厅里还放送音乐蓝色多瑙河。此时文化大革命结束相去不远，文革中的“形式主义”大帽子和严格审查制度的记忆，使得此次展览显得尤为珍贵。陈丹青在2006年在中国美院关于中国当代艺术的讲座中对上海十二人画展有过一段描述：

所以将近三十年前，上海十二人画-展以上海人本能的敏感，以上海殖民地的记忆，以上海文化中心应有的姿态，自我解冻，办了全国第一个在野画-展。其实那展览现在想起来很土，展览期间，一直在展厅里播放圆舞曲《蓝色的多瑙河》，那是旧上海的时髦音乐，被禁止十多年，当时我们在展厅里看着久违的风景静物画-，听着《蓝色的多瑙河》，觉得“文革”是昨天夜里，一大早，西方已经-降临了。（《回忆与陈述》）

陈丹青还提出较之于后来的“星星画展”，上海的十二人画展不为多数人知晓，“但是星星画-展的政治姿态和力量感，远比十二人画-展强。为什么呢？中华民国时期，国民党政府不管艺术的，文化人自己管文化，艺术家自己管艺术，所以他有政治立场，但不是政治人格，艺术与政治的分野很清楚。我是上海人，我知道上海有那么一批人，从来对官方不感兴趣，不沾边，没反应。北京不一样，北京人是政治动物，做什么事都有一种政治意识。”虽属于个人的意见，但它也透露出了一些不得不令人发省深思的问题：艺术发展中地域作用，当然更重要的是，如何处理艺术与政治（也许今天还要加上资本）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