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大部分人知道颜峻，都是通过他早年撰写的大量乐评，以及2001年出版的《内心的噪音》。2003年8月，颜峻在北京798艺术工厂的微波释（Vibes）酒吧进行了自己的第一次现场表演。在此之前，他曾做过许多田野录音，以城市噪音为主要创作材料，而自从2008年与另外四名声音艺术家发行合辑《美术馆音乐》之后，他的工作重点渐渐远离单纯的采风录音，开始融入更为丰富的空间回响，循环播放的合成小样，在装置的帮助下，用即兴的方式制造出更加饱满的催眠声响。“我没学过音乐，”颜峻解释道。“所以只能做即兴。”

1973年，颜峻出生在甘肃兰州。和很多艺术家的童年不同，他在学校是个好学生，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挺聪明的”，没有拉帮结派，也没有打架斗殴，“就是一看热闹的”。后来他顺利地考上了西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兰州晚报》工作，并兼职在当地电台制作摇滚乐节目。“我当时以为自己要一辈子生活在兰州了，”颜峻说。“但生活总是会改变的，你自己无法控制。”

颜峻最新的计划，除了在两个好朋友酒吧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不定期举办以他创建的厂牌“水陆观音”和“撒把芥末”为主题的音乐会之外，还与刚刚入驻北京的“这个店”艺术空间合作，与另外一名声音艺术家小河制作了一个名为“声音剧场”的作品，访问者可以散坐在店内的各个角落，感受他们制造出的声响共鸣。“把作品放在舞台上，打一束聚光灯下，然后告诉观众‘这个就是作品’——我不喜欢这种方式。”

2009年底，颜峻和北京的“这个店”公共空间合作，发行了新专辑《虫洞旅行电影原声：时空旅行专用》（Wormhole Trip OST: Music For Time-space Travel），收录了他在2008年11月13日在“这个店”的一小时录音。这段录音由事先做好的装置发声，后期用电脑软件进行了一些修改，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一天，我带着录音机，随垃圾，废水，经年的灰尘，未知的气体和电磁信号，进入一个平行世界，和反物质擦肩而过。”我知道，看到这里应该已经有一些人想打他了，另一些人已经崇拜得不行了，还有一些人应该已经睡着了。

我们的采访在北京方家胡同的一家餐馆进行。这个留着山羊胡子，略有肚腩，笑起来有些和蔼又狡猾的小眼睛声音艺术家到场后简单地跟我们打了招呼，就开始玩他带来的录音机，后来还把话筒对准了我。“我也要录，”他说。难道在这个习惯于互相冷笑着舔脚的年代，他还要留下什么法庭证词吗？也许是为了防止追捧过度吧。

最近忙什么呢？

主要是出版的事情。首先我在剪录音素材，有一个香港的厂牌要出一套我个人的田野录音3CD套装，厂牌负责人给我写了个单子，上面写了一些时间，然后我就按照他们规定的时间到现场去录管子的声音。还有一件事是上海有一个展览，邀请我做一个叫Music For Listening On The Moon的东西，就是“月球音乐”嘛，我自己又捣鼓出一个副产品，叫“地球音乐”。另外，我还在编一个乐评集。

我还以为你不写乐评了。

其实我更喜欢管它们叫随笔。

那这些随笔的重点还在实验音乐上吗？

随笔嘛，就是特别随便的东西。可能会关于流行音乐，比如昨天我就写了一篇有关《军港之夜》的随笔。凡是跟声音有关系的，鸡毛蒜皮的都有。我最近基本不怎么写严肃的乐评，比如评论一张唱片啊，论述一下声音艺术啊，都不怎么写。其实写什么内容不重要，我需要找一种更适合现在自己感觉

跟你现在的生活状态有关系？

肯定是跟生活状态有关系的，但我很难说明白具体有什么联系。

能聊聊你和“这个店”的合作吗？

跟“这个店”合作是第一次有人正经地支持我做一个作品。在这之前，要么是没钱，要么是没时间。我每天就像上班一样，中午过去吃点饭，然后下午就发呆，想想该怎么弄。最后花了大概一万块钱，把最终的装置给做出来了。可能这些对那些视觉和装置艺术家们来说都很平常，但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可惜现在那个装置已经没有了，因为“这个店”临时搬到草场地了，过段时间还要搬。

你的录音大多包含了大段不间断的采样，那你的工作模式是怎样的？是一气呵成做完整个计划，还是有计划性的分段录音？

其实真正干活一天就足够了，但我每天都在………犹豫。不是想，也不是思考，就是犹豫。比如我是上梯子把两个装置都搞定呢？还是上去搞定一个，然后下来再去搞另一个，就类似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工作模式中最重要的环节，那就是得有充分的时间去浪费。经过这些犹豫和浪费之后，最终的装置就会有很多呈现方法：比如作为听众，你可以预定一个时间到装置现场去听。包括我在香港做的那个CD套装也是这样，其实我录完一小时的管子声音之后，用电脑修改和做母带处理的时间加起来也很短，主要是前期浪费和犹豫的时间比较多。

虽然你有时会强调听众参与这件事，但你对他们是有要求的。

安静下来，不要想太多——这就是我全部的要求。

貌似你现在做装置要多过田野录音。

其实我更愿意把装置录音看作田野录音的一个延伸，只不过聆听的方式改变了。

单纯的城市噪音已经无法满足你了吗？

这个我还在录，比如我们在出租车上说话，或是下楼听见狗叫，我都有可能去录。其实那张3CD专辑中有一张就是城市噪音的片段，但大部分是在剪辑过程中扔掉的部分。我一直在考虑一件事情：大家都去直接录制城市里的声音，那还有什么意义？你所说的“单纯的城市噪音”，都已经被磨损了，或者说被覆盖了。以前我也录过北京上空的鸽子飞和胡同里老头磨刀的声音，但这些都已经被覆盖了。所以如果你要再让人听到这些声音，就必须把覆盖的东西揭开或撕掉。

这个覆盖的东西具体指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记忆”，以及各种声音所“承载”的意义和涵义。比如说某个声音要消失了，我们就喊着要保护它；比如说这个声音是北京所特有的，或者说那个声音又代表着什么……这些意义就把声音给覆盖掉了。揭掉这些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录音更有传染性，说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改变人们聆听的方法。

跟拍纪录片有点类似：比如有时候你在拍之前就想好要拍什么了，带着先入为主的想法进入拍摄，就会忽略到一些更重要的细节。

我倒觉得更像新闻报道。所有的记者都会看和写他想要得到的东西，越是像录音机或摄像机这样貌似客观的东西，其实越危险。因为你会忘记这个客观是你选择的，而且你想让别人也忘记这点。

你的现场演出和录音的界限其实很模糊。

对。我最近在整理我在西班牙的一个45分钟现场录音，前十分钟纯粹就是我演出前的准备活动，就是一个空桌子，支两个话筒，同时我在组装设备，而在这之后就是不间断的演出。你说前面这十分钟你如何界定？是表演还是田野录音？表演过程因为有即兴元素，所以说是可以选择的；而这十分钟的组装过程，我是无法选择的，所以不能说它是表演。而如果你说它是田野录音也很牵强，因为下面有观众看着，这样我的组装过程又受到了环境影响，心态也不一样了，于是便失去了田野录音的自然属性。这种模糊的界限对我来说都很有意思，下一步我还准备专门把调音的过程录下来做成唱片。因为调音时你会检查一下电平大小，这个是一定要录下来的，后来我把录完的片段拿回去一听还挺好听的。其实说到底，我就是想怀疑一件事情：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纪录片式的真实和客观。我非常怀疑，甚至觉得是不可能的——你永远都是在场的。只要你带着录音机或摄像机，按下录制按钮的那一瞬间，你就已经主观了。

所以干脆把自己也放进去。

没错。我去年做过一盘叫《南丫岛日记》（Lamma Island Diary）的专辑，录制方式就是我拿着话筒走路。里面有我的脚步声，咳嗽声和手机短信声，在这个过程中我就是在场的。所以应该让现实来呈现现实，这样创作者的那些心眼，愿望，欲望和能力都跟周围的环境声音与偶然性是平等的。只有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才有资格去谈客观。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想这些的？在很多人印象里你还是一个写摇滚乐评的人。

刚才来的路上看到我十一年前接受的一个采访，我说“音乐就是声音，声音就是听觉，听觉就是你自己”。这么说我现在这种想法也是有来由的啊！不过说起来，我之前过的生活的确是摇滚生活。前几天左小祖咒说我当时特荷尔蒙，可我觉得当时大家都挺荷尔蒙的，我可能是尤其荷尔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