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是受接受美学的影响，他们很强调欣赏主体的参与，在创作过程中，注意需要由欣赏者的思维想像去填充的部分，这使画面的不可译成分增强。由于创作者追求现代大生产和城市文明带来的视觉感受而摈弃农业经济田园诗意的自然感受，注重第二自然的条理化和有序化，机械、建筑与几何装饰相谋合，产生静态效果，遂有一种冷漠、孤寂的外观。在展出后，引起了较激烈的争论，有人指责他们的“画面人物麻木、孤僻，到底现实如此还是作者冷冰冰地对待现实?”与“浙江’85新空间”相似，“江苏青年艺术周大型展览’，也是从反思生活流绘画而起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的思索更注重人类、历史的历时性，即动态型的比较，而前者则较其共时性，即静态型的比较。自然，不能以此概括这一展览的全部。就其中较主要的有代表性的品而言，他们试图将画面中的场景、物象及其组合置于某种文化背景中展开，场景与物象对于背后的精神意蕴而言，不过是一种象征符号。而文化背景又是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纵横交错的某一瞬，在这一特定的时空中寻找个体和这一时代人的位置，寻找某种判断力。因此，他们认为生活流绘画不是真正的人自身的反省，而是以怨抱怨，没有忏悔精神，故而，他们摈弃戏剧性和情趣化，倡导现实性和理性化。他们苦于没有理论家的指导，而有时自己又必须履行理论家的职责，理论充实了画家的头脑，但是自身理念如何物化，仍是他们的苦恼，不过，这苦恼是好现象，是自觉地将自己纳入人类文化发展洪流的自觉的意识。
在上海也有一批中青年画家，走着理性之路，他们努力涉猎东西方哲学、人类学和现代物理学，他们认为传统应从整个人类的角度来谈，这样，无论中、西、古、今绘画表现的只是一个“人”。张建军《人类与他们的钟》将不同人种置于某种宇宙空问之中，时问倒置，星球超移，表现人类不断地向自身的认识能力冲击，追求“超知识”的意念。李山则似乎在他那既有形而又无定止的“圆”中述说着纵贯人类古今的某种“有无相生’’的恒定内涵。
85年这股理性之风最早是从国际青年年美展中吹起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渴望和平》、《画室》、《春天来了》等等一批作品强调思维框架的画面结构，扬弃了情趣化的构成样式，画面的空间分割和物象置陈较多地受创作主体的意念的支配，而较少地为某种生活情趣或现实场景的一瞬服务。不过，这时的理性精神对于“85美术”的理性之潮来讲带有启蒙性质，它所更多地关注的是绘画样式的反思和个性反思，虽然也有文化反思的意味，但并非主要目的。
紧接青年美展之后的浙美毕业生作品又将这一潮流推前一步，其主旨与前者异曲同工，但已显示了后来逐渐增强的宗教气氛和冷峻的神秘意味。
这股理性之潮又散布于各地的群体展览之中，如在安徽油画研究会的一些作者的作品中也追求构成的思维化，将主题分解为诸意念单元，然后，附着于某种物象或情节上，跳跃地联在一起。此外，在江西第二届青年美展和湖南“O”的艺术集团展中也有同样创作追求，但已有一些转入文化反思的层次上了。在一个展览中局部地区可能是孤立的但全面而联系地看则是有机联系的整体的一部分。
伴随着理性之潮的兴起，又萌生了一种对宗教精神和宗教气氛的追求。由于理性绘画多采用静观的构成和有序化的铺陈手法，而物象和场景又注重其象征功能，遂有超现实的冷寂气氛，而这种气氛又恰恰与创作主体崇高和永恒等伟大的终极目标相吻合，也与他们倡思索、爱否定、敢反叛寻觅超人意志的心态相合。因此追求宗教精神和宗教气息，倒不是信奉某种宗教，如江苏的一位青年画家说：“中国一直没有宗教，没有原罪感和忏悔意识，这是宗教最可贵的东西。”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宗教精神与对文化和传统的反思相关。事实上，大多数画家所实指的宗教精神是泛宗教精神，对于他们来说，宗教精神在这里只是一种对世俗情感不加净化的流溢(自我表现)和对现实持浪漫化和诗意化解释的一种反叛。超现实、超自我、超人，在他们的作品中这种超越世俗和现实的意念正好与宗教的教义组成核心相吻合。因此，冷漠、孤寂、神秘、麻木等一切宗教外形式的词汇也就均可用于评判这些绘画的外貌(外形式)了。但真正的剖析还须深入到他们的哲学、心理和社会意识的那一层次去，如此才能解开其宗教之谜。
2．直觉主义与神秘感
这种倾向在北京“11月画展”，上海、云南“新具象展览”，深圳“零展”，山西“现代艺术展”等展览中较为突出，但是在其他展览甚至是理性因素较强的展览中也存在，正如理性之潮不只存在于几个展览之中，而是一种普遍现象一样。
对直觉的崇尚并非近一两年以来方出现的。它是伴着自我表现的口号一起兴盛的。“’85美术运动”中一方面趋于极端理性化，另一方面更强化了这种直觉因素，而且从感受型步人冲动型，从温和变为粗犷，甚至带有血腥味，线色团块的躁动充满野性，如“山西现代艺术展”宋永平、王纪平等人的画，色彩的高浓度和线条色块的强力冲突使画面喷发着原始状态的野性，他们声称是要追求西北人的粗犷，而有别于江南的温润之气。上海、云南“新具象展览”的前言写道：“首先是震撼人的灵魂，而不是愉悦人的眼睛，不是色彩和构图的游戏。”
他们强调真，真得要回归到人类童年，甚至回到生命的本初——原生物。天津的李津在《西藏印象》组画中画了多幅人和动物的画面，这里动物与人在生物类这一层次上平等了，人失去了那高贵、优雅的神气，而动物也被赋予了灵性。人被生物化，而动物也被人化了，这是受到生命哲学的影响。“新具象展览”作者毛旭辉(云南)与其同伴画了多幅运动中发展变异膨胀着的体积。在他们看来，这就是人的本能和血性，它是生命的同义语。他记住了蒲宁的话：艺术是祈祷、音乐、人的灵魂之歌，因此他们自信，艺术是灵魂本身在摇撼着灵魂，而那一切外在的形式就是灵魂的符号，是灵魂的“悟”。
又如深圳“零展”的王川等一批青年画家通过《悬棺》、《拓》、无限的时空》等带着意蕴主题的躁动的画面挖掘人类和民族甚而动物世界中生与死的搏斗和轮转中体现的生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