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狂野激情下的反叛
张海儿是一位活在激情中的摄影家，他八十年代的镜头更多针对的是渴望摆脱束缚且勇于暴露自己的年轻女性。张海儿总是带着冲动乃至暴力般的情绪去拍摄，镜头逼近对象，并频繁移动自己的位置。在摄影形式上，他受美国摄影家克莱因的影响很大，喜欢用小型相机、广角镜头、快速胶卷。他强调主观自我在摄影中的主动表现，强调激情和勇气。他那时拍摄并命名的《情色》摄影作品，带有一种放大与赞美“放浪女性”的思想立场，他自己甚至也说----“普通人眼中的坏女人/就是我眼中的好女人“。他非常注重摄影技艺与所要表达事物之间的匹配，当然也应与所处的环境活动感觉必须一致。与此同时，他也尊重摄影的客观纪实性，并认为客观对象与主观拍摄之间相互影响与发生着变化，而这也正是摄影的魅力。他的这种摄影观，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已很“高深”乃至“前卫”，而他八十年代的照片甚至也是最勇敢、最反叛乃至“最堕落”的—如果与同时代的那些道貌岸然的影像放在一起去看的话。
4．保持实相的主观隐喻
陈勇鹏的《纪念碑》显然是一个被忽略了的好作品，这是那时摄影人探索主观艺术化表达的成功之作。八十年代中期至后半期时，各种现代派风格的实验摄影流行甚广，诸如抽象、立体等等，基本通过后期暗房技术，将写实性的图像鼓捣得面目全非后再重新整合或迭加，出
来后的影像已没多少“实相”了，几乎也没什么实质内容。陈勇鹏的《纪念碑》却是很朴素的，他将若干实相照片在后期进行拼装重组，如砌石墙般依次进行有序的排列，从而形成一幅全新的照片。这种采样拼装成图谱化的作品，国内在九十年代末才开始出现（如王劲松的
《百拆图》与《标准家庭》等），而陈勇鹏在八十年代就这样干了，可谓是此类影像的始作俑者。当然，同样重要的还有他这幅《纪念碑》所要表达的隐喻—还原英雄本色！他将纪念碑上的英雄浮雕与仰望英雄的百姓进行并置排列，就是想告诉人们：如此伟岸身躯、高大形象、钢铁意志、舍生忘死的英雄们，其实正是每天来此瞻仰英雄的“普通的你们”！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英雄，即使是在没有英雄的和平年代。是的，诗人北岛亦尝有诗曰----“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一个人“，他的诗义很明确----以往的英雄皆被“神话”了，而他们何时才能还原为一个“普通人”呢？陈勇鹏的《纪念碑》给了我们无声的回答……

下篇：将纪实摄影进行到底
“纪实”一词在八十年代的中国摄影界并未有人提及，那时的摄影人更多只说现实主义或曰写实摄影。传统的写实是摄影的尊严，换言之，使照片能够呈现并判断客观真相在时间与空间上的坐标，也是摄影的命根子。当然，更重要的是—写实摄影可以直接反映真实的社会人文消息与时代面貌，尽管“拍照的人也会说谎”，也避免不了主观。所以，写实摄影也好，纪实摄影也罢，其在真相与可信度上永远是相对的，这其实也是纪实摄影一直能够延续到今天的魅力所在。
1．坚守纪实 岿然不动
李晓斌是摄影界尽人皆知的著名摄影家，也是当年北京民间摄影小组[四月影会]的发起人之一。但在八十年代初的那段时间里，因他在[四月影会]中倡导坚守现实主义的写实立场，一度曾被孤立，大有众叛亲离之感。在[四月影会]绝大多数成员纷纷倒向追崇“艺术”摄影一边时，李晓斌的坚持并非是因内部成员派别上的意气用事，重要的是，他觉得众人所追崇的“艺术”摄影一是不适合自己，二是根本看不出好在何处。是的，时间是最公正的，在光阴沉淀了近三十年的今天，我们回头再看那时[四月影会]追崇“艺术”摄影所留下的影像时，感到的却大都是语焉不详、立意模糊、形式大于内容的空洞浮泛之作，从中也很难看到作者的独立人格、人文精神、自我观看以及社会消息、时代脉搏等等。相反，这些重要的质素我们却皆能在李晓斌的照片里一一感受到，此正可说明“艺术摄影“的失败性探索以及李晓斌在[四月影会]及八十年代中国摄影史上所体现出的重要价值。我们不反对摄影在纯艺术方向上的探索与实验，但不成功的探索与实验是断难接受的。
任曙林亦是[四月影会]里始终坚守现实主义摄影立场的极少数之一。他与李晓斌的关注点虽有所不同，却同样具有能够反映时代、见证历史的特质，也不乏属于自己的独立观看和言说。他八十年代的《中学生》组照，我们甚或以为是一篇格外美丽忧伤的抒情散文，可以勾起所有过来人对自己学生时代的美好回忆，也使逝去的时光有了满载往事的重量。在摄影语言与手法上，他的《中学生》并非完全写实，对某些人物与场景的局部截取或选位角度，可体现出他强烈的主观选择与镜头描写感，可看出他并不满足于一味机械记录般的传统写实手法，恰当合理地运用“主观描写“来表达他徜徉流连于美好学生时代的真情言说。这在[四月影会]与八十年代的中国摄影中也是极为少见的，这种抒情散文式的现实主义摄影所兼有的浪漫情怀，即使在今天也同样值得研究与借鉴。
2．两种罕见的独一无二
安哥八十年代摄影作品的重要意义与价值，在于他的反讽般的黑色幽默及对世俗荒诞一面的揭示。我们看他撷取的模特走台下半身及台下看客们的神情反应、一对大龄青年在集体婚礼上所表现出的拘谨怪异的眼神、气功讲座会场上芸芸听众的集体盲从举止、私企老板像验货般给应聘女工量身高的情景、农舍屋墙上已被草垛半遮且倍受冷落的马恩列斯毛大头像、空地间几个尽情弹唱并跳着迪斯科的青年、超人广告牌下指挥交通的交警、那排登上天安门城楼在找领袖感觉的游客等画面，就觉得安哥的视角很是刁钻独特，而他所关注的不少也是许多摄影人很容易忽略的社会景象。安哥是把自己的摄影当作现实主义小说去“写”的，在他的照片里，我们能感到他要说话的欲望甚至比客观记录的成份更多些。安哥这些怪味豆般的照片在八十年代现实主义摄影中是独一无二的，甚或完全可进入当今纪实摄影的教科书，作为经典范例。
赵利文约20000张八十年代西安市井生活照的新近被发现，震惊之余，简直堪称一部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影像意义上的《清明上河图》。他1985-1989连续四年坚持将镜头对准城市世俗生活的各个方面，执着专注于一个题材竟到如此地步，真可谓异常罕见，也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摄影照片的优劣标准虽非以数量论定，但放在八十年代当时中国摄影界的实际背景中去审视之后，我们就会理解与认识到----在大家皆很在意摄影胶卷、耗材乃至相关花费的八十年代，在大家皆以“艺术创作“的动机与心态面对摄影时，很少有人能在记录与己无关的世俗民生上投入过如此大规模的拍摄。况且，赵利文的这些照片在取景、构图、瞬间控制力等方面是具有朴素气质的，摄影手法与主题内容相辅相成，绝未偏向为构图而构图的那种追求艺术或形式主义的拍摄意图上去，这是有别于八十年代许多在影像构图上求美求异者的。
3．特立独行的沉静观看
姜健1 9 8 6年便开始拍摄的乡村农家《场景》，特立独行，明显有别于八十年代涌向中国贫瘠乡村的无数采风之作。那时，涌向乡村去拍照的摄影人皆很浮躁，拍回的照片也大都是社火、喜丧、集市之类的民俗生活与活动场景，再不就是玉米高粱、柴门草垛、牛羊鸡狗、穷山恶水之类；很多人的拍摄意图甚至皆放在追求取景、构图等方面的“艺术”性上，并不注重思想内容。在一片纷纷攘攘的乡村摄影洪流中，姜健独具慧眼、沉静入微的观看，真可谓盘石凸露，他这种摄取静态生存空间的视角与深意，是许多人都没有看到和意识到的。《场景》对农家室内陈设的细致观照，亦如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可以拿出几千字的笔墨不厌其烦地去描写窗台上的一盆花，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描述事物的细节，而是引申折射出了事物背后与之相关联的人文消息…… 物质的、精神的、历史的、现时的、传统的、时尚的、文化的、世俗的、家庭的、社会的…… 《场景》能引发读者如此深入地进行理性思考，这是姜健的过人之处，此类作品也为九十年代乃至新世纪以来所风行的各种“环境纪实“提供了可借鉴的范本，并给予很多后来者以莫大启示。
徐勇1989年拍摄的北京老城《胡同》，开了胡同题材专题拍摄的先河。不过，以往有人以为《胡同》是徐勇出于城市现代化发展对传统民居的围剿蚕食而生发出的忧虑与惋惜以至留此存照的动机，尽管这种认识与评价已上升到了人文历史观与价值观的高度。但事实上，我们在《胡同》中所读出的更多却是一种充满了隐喻的“心灵风景”，带着斑驳历史的沧桑心绪和抽身象外的平抚心境，这比以往评论家们所认识的方向更重要、也更有深意。我们不能撇开当年的时代背景去看徐勇的《胡同》，当徐勇这种如此安静的观看是发生在一场轰轰烈烈之后，我们也就明白了他这组“心灵风景“中所包含着的更深沉的隐痛。照片上的实相虽然具体，但个中情境所散发出的苍凉调性与味道，是能读出摄影家的气质与心绪的。《胡同》作为彼一时代情境下能够平抚心灵创伤的一副镇静剂，不仅可以使徐勇重新回到平静的日常景象中去梳理纷乱了的焦虑，也为风景表达个人置身于时代的心灵，开辟了一条自由之路。
4．予人性情感以心灵一击
袁冬平是国内最早关注并拍摄精神病人题材的摄影家。他1989年所拍摄的《精神病人》，是文革后中国摄影家开始关注人性与精神裂变问题的重要作品。一直以来，理性社会对待非理性精神病人的立场与方式是卷标化与符号化的，而精神病人无论怎样不可理喻，也皆被统治在理性社会的思维方式与规则之下，并强迫接受更多限制，甚至丧失了申诉的权利。是的，那些或因社会、或因家庭、或因政治、或因情感等问题导致精神分裂的“病人”原本是我们中间的一群，亦是人与人之间矛盾冲突或精神角斗之后的崩溃者。而在八十年代的最后一年，袁冬平把镜头对准了他们，则又意味着什么呢？理性社会对人本与人性的尊重态度及尊重程度，是需要我们进行长考的，这也是袁冬平的《精神病人》在八十年代中国摄影中所具有的醒世意义与价值。

吕楠的《盲孩子》是八十年代极为难得的一组能催人泪下、并能给人心灵以一击的好照片。
是的，我们的热泪来自于被那看不见烂漫春天却依然执意摸索着想靠近花朵闻一闻芳香的盲孩子的举止；我们心灵所受到的一击是为—我忽然感到能看见烂漫春天的我，对春天竟然早已失去知觉了……不，是丧失了热爱春天般的纯真理想与真情了；我们已污浊，远不如那些盲孩子！吕楠的《盲孩子》能点醒我麻木的心，能让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污浊了，这样的摄影作品，八十年代还有么？今天还有么？谁能再多给我们一些？这样的摄影作品，真如诗人食指那句无比纯洁的诗……“我想用孩子似的笔体写下：相信未来！“

2009年4月15日凌晨于天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