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90年代早期,这些摄影师被诩为新流派的发端。另外,熟悉于沃霍尔著名的学说的艺术家,被国内第一次消费主义的洪流所湮没,被紧密地联系于全部依赖于摄影图像的媒体广告上。渐渐地,艺术家在广告业中找到自由摄影工作,而这些广告更深层次上则受到了当代商业图像的冲击。
记录艺术
如前所述,摄影最初只是记录群体或个人行为和表演的手段。偶尔它也被用来做艺术作品登记,目的是让每个艺术家了解彼此的作品。照片可以发表在杂志和图录上,弥补了在常规展览当中遗漏的艺术品。
在90年代的前半期,中国艺术界受到微小但意义深远的一些机会的扶植,向目标迈进。一个例子很能证明摄影是怎样立足下来的,这是1992年耿建翌以摄影形式表现他的作品《5号楼》--那是他作于1990年的装置作品。
1992年,时值中国艺术学者戴汉志挑选参加1993年1月柏林《中国前卫》展览的作品。他倾向于找寻中国新兴的艺术,戴汉志于是决定选择《5号楼》。作品原先表现的是杭州的一个小区:《5号楼》中由很多鞋子摆出人走路的足迹,为了拆迁,原来的管理楼中空空荡荡,到处都是人为破坏的迹象。展览《5号楼》的方法简单,仅放大了耿建翌当初为作品照的记录照片--他用国产黑白胶卷拍摄的。这张作品颗粒大而且欠缺景深,但是作为一件摄影作品,《5号楼》是成功的,具有震撼力,黑白照片增强了作品难以令人忘怀的戏剧性气氛,强烈传达抛弃物的感觉,与建筑以前被社会主义者的朴素和功能性征服形成对照。
在处理这些照片的同时,耿建翌萌生了将摄影带入观念艺术的想法。他迅速地付诸行动。最初的作品是观念摄影《他是谁?》、《合理关系》以及《怎样..走、笑、跳、脱衣》系列,《这个人》、《身份证》、《地面》。在这些作品中,摄影师把自己的本意,和故意试探观众反映的技法并列到作品中,表达一种毫无疑义的"真实"。它激发了人们对媒体的痴迷。
不难想象耿建翌的朋友和同事张培力会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启发,对摄影跃跃欲试。1993年,在他们的北京双人展后不久,张培力创作了《继续繁殖》--照片复制照片,一遍一遍,直到最后失形,暗示观念、概念、设想、实际情况在时间和循环当中扭曲变形。它只剩下最简洁的图像,尽管这简单的内容形式趋向被华丽和复杂的图象掩盖,成为华而不实的时髦东西。《继续繁殖》尖锐提出过去是怎样在时间当中淡去,再现所有"真实"扭曲的过程。而且,照相机的抓取细节的局限性,在每回复制的时候都漏掉了一些片段,使我们注意到在复制一步一步进行的时候,组成"全部照片"的重要部分就被慢慢漏掉了。
耿建翌和张培力都继续探索摄影的新出路。摄影成为他们表达观念的唯一方式,而这种效果是别的媒介物难以企及的。受到当时杭州开放气息,以及这两位艺术家的影响,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1989年毕业的邱志杰也尝试摄影,开始全新的创作。杭州是较早的前卫艺术家实验阵地,在那里摄影被充分信任。当他北上来到北京,就发现事情远不是那样简单。人们还是从传统的功能出发使用摄影技术,还没有认识到它可以作为艺术载体的重要性。
记录行为
正如我所叙述的,尽管艺术家已经在他们的作品中加入照相元素,但还是没有人想成为摄影师。甚至连荣荣也没这么想,他最初只想当油画家。三次考学失败后,他决定其他尝试,他租了一个中型海鸥相机--国产的上海牌子,把亚麻布放到一旁,改用感光相纸。
搬到北京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学习摄影,重新做学生使荣荣陷入穷困,然而社会还是没有认可他的作品。在北京的艺术圈里生活激发起他新的创造力。这个村子成为张洹, 马六明, 朱冥, 苍鑫、歌手加诗人诅咒,以及更多其他艺术家的"家"。他们把它冠名为"东村"。那里的艺术家几乎都还是无名小卒,摄影显然不是明智之选。因此,针对受众稀少的情况,荣荣的摄影开始叙述东村"运动"。他仍旧成功抓住了掩盖在黑暗现实背后、艺术家每日面对的焦虑和折磨人的沉默。虽然这些艺术家最终都得到社会认可,但是外部对他们艺术的了解最初就是经由荣荣和邢丹文的摄影。
马六明随后在自己的行为表演中也使用了照相机,用自动快门拍下了他和他的观众。但就象朱冥和朱发东的作品一样,它们仅仅被认做是行为而不是摄影艺术。
1994年行为艺术运动在东村群体当中流行。这并不表示着别的艺术家就只能坐视,或者没有采取照相记录的方式。王劲松、刘安平 、赵少若成为行为摄影的先头人物。王劲松和刘安平把他们两人参与的行为拍摄下来,冲洗过程产生的照片质量参差不齐,于是他们马上发现,原来摄影作品中的行为要比摄影本身重要得多。
王劲松1992年的时候得到了一架照相机,但是直到1996年他才用它进行"艺术"创作,这就是《标准家庭》系列,之后我们将谈到。他有一双神眼,许多艺术家都希望籍此记录他们的行为表演,就象1994年王晋的 《红色铁轨》。
赵少若的早期摄影尝试是跟随着不断发生的政治洗牌的脚步。他把毛泽东同人民在一起的那张家喻户晓的照片改动,把自己加了进去,成为人群中容光焕发的核心人物。这并不是什么伟大的艺术,只不过是彼时的一种情感罢了。由于使用类似的政治文化素材,赵少若的摄影被认为跟"政治波普"一道成长。这种技术马上转向了非中国人的观众,他们喜欢前卫艺术当中易读、大胆的肖像做法。并且,艺术家可以在自己的作品中客串角色。
1994年夏在艺术家林天苗和王功新的家里,王晋向他们展示了自己刚完成暗房制作的新作《红旗渠》。这是张令人痴迷的照片--艺术家站在一架乡村石桥上,桥下溪水委婉淌过,两岸绿荫环绕,周围是中国农业心脏地区的广袤土地,王晋的长发应和了潺潺溪水以及从他手中布袋中倾泻而下的红色粉末,宛如秋天凄婉的薄雾
林天苗开始思考艺术家故意破坏自然环境的动机。而王晋最后则关心怎样制造视觉冲击,抵制这种环境破坏。随后展开的讨论阐释了艺术家们对环境问题的不同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