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超：您在《观念摄影在中国》这篇文章当中，提到了中国摄影对西方的一种依赖，是处于迎合西方的一种状态，目前来说对于中国摄影艺术是西方关注大于本土关注吗？

蔡萌：也不能这么谈吧，因为我觉得本土现在对当代摄影这块也挺关注的，可能从某种程度上，比如从市场的角度来讲，西方关注确实大于本土，举最简单的一个例子，中国摄影80%多的藏家和买家都在海外，甚至到90%都是外国人。但是我觉得中国人关注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更多的年轻人关注这种影像方式，关注这种图像方式，甚至去模仿这种成功的经验，去抄袭和模仿前辈们的这些摄影家，像王庆松，像苍鑫、洪磊、洪浩、黄岩，当他们的图像变成经典之后，就变成了后辈的年轻人学习、模仿、参照的一个对象，被更多的年轻人所关注。在现在高校的摄影教育，甚至是在摄影节上，尤其像平遥摄影节，你会发现貌似这种观念，这种当代艺术的摄影现在是非常的普及，叫现代版的观念摄影吧。今天我们都强调观念，要做摄影的话，上来就说观念最重要，我们都认为观念重要，而这种观念的东西呢，每个人似乎都有，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观点，你也有，我也有，他也有。

李超：看起来做观念好像很容易。

蔡萌：对，现在就是说观念变得越来越容易，为什么容易？它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今天是每个人都有个性跟自我的一个年代，今天不是文革了，不是人人都被禁锢、被阉割、被束缚的那个年代了。所以我们完全不缺乏那点所谓的什么建立在个性差别基础上的某种观念，或者是某种对艺术的理解的观念。当观念变成借口之后，会发现它变得越来越有点滥情，你说它重要也重要，但是可能某种程度上它又变得不重要了。这个时代的艺术变得越来越有社会性，从杜尚开始强调一种社会性,今天我觉得摄影作为一种记录手段来讲，它跟社会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社会在高速变化的这种前提下，每天会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事件，我们又不缺乏这种事件，用摄影来说事儿，用照片去记录事件，特别容易。难在哪儿呢？又不缺个性，又不缺观念，又不缺事儿，缺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缺语言，语言在我们国内是个事儿，但是在西方可能又不叫事儿。可能是西方的社会太稳定了、太安逸了，没有那么多苦大仇深的艺术家，不像我们，骨子里头都有一种抱着批判社会的态度，往往这种对社会的批判和反讽可能最后都变成一种歌功颂德。今天的艺术真是太复杂了，很难有标准，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每个艺术家自己的立场上，是否去真诚地去面对内心，面对艺术，面对自己，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更重要的吧。在某种程度上讲，今天我觉得接触的摄影界的一些年轻人，还是比较值得关注和期待的，因为他们没有那种商业和世俗的铜臭味，还是很真诚的。

李超：前一段时间华辰影像拍卖专场，我关注了一下数据，它成交量是252.1万，可能还不及其他门类成交量的一个零头，这个是否代表了中国摄影艺术在市场上的一个整体表现？

蔡萌：华辰最近越来越变成一个老照片的拍卖了，如果中国的摄影收藏是完全建立在一个对老照片的收藏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市场刚刚起步的情况下，我们还缺乏一个对摄影价值的认同，可能收藏老照片是一个非常保险的方式，但是如果长期依赖老照片去形成市场是一个大问题，那些摄影史上的大师的经典要不要收藏？我觉得现在起码在国内还是凤毛麟角，不能说没有，还有，华辰拍卖有的时候会涉及到几件，或者一、两件，这次不就还有那么一、两件嘛。我觉得现在国内的摄影收藏，更愿意解读影像的故事和影像背后的内容，而忽略了影像本身，就是照片本身它的魅力，作为一个物质媒介来讲，或者作为一个艺术媒介来讲，它所形成的这种审美，现在好像国内的藏家不具备理解这种照片的审美，审美能力还不具备。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没有建立起传统有关系，就是不懂得怎么去看照片，照片到底好在哪儿，看不懂。比如说像我刚才谈到的卡拉汉、布拉沃的照片，不见得能够让所有人都看得懂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摄影教育解决的，一个真正回归到传统方式上的摄影教育去解决，可能才有效，或者是更多的建立在西方摄影大师原作的展览上，视觉体验不断地增强之后，藏家的鉴别能力才有可能形成。我觉得摄影其实也不便宜，你要是看国外的摄影作品，几十万、上百万美金的照片太多了，像韦斯顿的家庭合影都已经二十万起步了。

李超：你说的是一个拷贝吗？

蔡萌：就是一张照片的钱，一张照片就可以卖到几百万美金。

李超：那时候的作品一般分多少个拷贝？

蔡萌：那个时候跟现在不一样……

李超：没有一个国际标准？

蔡萌：没有。因为什么？对一个摄影家来讲，你一辈子放照片，你拼命地放，能放一万张都已经很了不起了，那这一万张算不算是一个限量？原始的照片拷贝虽然没限量，它的量的确不是很大。比如说我拍回一批胶片回来，然后我先印一批小样，回头看哪个好我再放，所以说就那种印样来讲，不可能放太多。

李超：对，他放多了反而对自己不好。

蔡萌：有很多摄影大师在生前是穷困潦倒的，不是像今天那些当代艺术家过得那么滋润、那么逍遥，所以他根本没有那么多的财力、物力去做那么多的照片。所以说没有限量，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讲也是有限量的。

李超：关于三影堂的拆迁，您对这个事件有什么看法？

蔡萌：我参加了他们的那个联名，我是觉得其实挺遗憾的，如果真拆的话，应该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损失，因为毕竟三影堂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民间的摄影机构，它从某种程度上讲跟美国ICP摄影中心很像，完全按照民间的一种方式在运作，就是非体制的、非官方的这样一种方式。它整个的品位、价值取向，我觉得都非常值得去认可，很值得称赞。

李超：像这种比较成熟的一个非盈利的摄影机构，政府的强行干预对它到底有多大？

蔡萌：现在政府能给它多大补偿这都是一个问题，这一下不元气大伤了嘛，我觉得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就看机缘了，比如说谁投资，资助他再做一个，那也说不定。

李超：他那个是日本的资生堂赞助的。

蔡萌：对，资生堂赞助其实很小，只是摄影奖的一小部分。这个空间建起来差不多都是荣荣映里两口子来做的，只不过偶然他们做个摄影奖、摄影节什么的，资生堂会赞助个十几、二十万的，但只能是解燃眉之急吧，根本的问题解决不了。

李超：广东美术馆摄影作品收藏状况怎么样？

蔡萌：目前在国内美术馆里面还是最顶尖、最完备，最系统的，量还是最大的。

蔡萌：摄影博物馆特别关键。如果要建立一个本土的摄影收藏的话，大规模的收藏会对市场有很大影响，它会建立一些标准，比如说华辰他们也在讲，我们现在建立一个影像收藏的标准。我觉得影像收藏的标准严格意义上讲，还是应该由美术馆、博物馆去建立比较好。要是完全靠一个商业和市场的结构去建立的话，会有问题。虽然华辰在最近也在建造所谓的学术机制，但我觉得毕竟背后是一个商业的行为，这里头还有很多东西是值得怀疑的。我们有理由去怀疑它，这是很自然的一个事儿。因为它打着学术幌子，背后实际上是商业行为。如果能够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纯粹的摄影博物馆，或者更多的摄影博物馆建立起来，或者像“三影堂”这种摄影中心，情况会大为改观，标准就会慢慢建立起来。